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的特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这些是李达在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论题后进一步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李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些问题予以了集中而深入的阐发。
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问世，书中对“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种种社会问题，是伴随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而来，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中国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在他看来，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产业的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
1929年，李达写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产业革命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他通过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指出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已开始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就其原因与内容来说颇不相同。大体上说，欧洲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产业革命则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不仅受到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阻碍，而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这就使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步履维艰。
李达进而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即是要打破这种经济的混乱和政治的混乱，求得中国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的出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也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发生，从经济根源上看，实际上是中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在中国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
从中国国情出发，李达又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作了深入分析。他在1929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指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这就明确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包含的两重性质及其社会主义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对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中国革命予以了具体说明。
“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与《经济学大纲》两部巨著相继问世，成为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书尽管都采用了教科书的形式，但绝非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泛泛介绍，而是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明和解答中国问题。因此，他在《经济学大纲》中提出“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李达从哲学上对这一方法论原则作了说明：“唯物辩证法的任何原理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所谓超越时空而都妥适的矛盾解决的实例是决不能有的。”
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则把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全书始终，强调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法则的特殊性，以及顺次由一种形态推移到次一形态的转变法则的特殊性，是科学的经济学所要集中其注意力的焦点。”“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法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忽视、漠视中国经济研究的状况，他提出了尖锐批评：“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认为：“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循此方法论原则，李达在书中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多方面考察，特别对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问题进行了专门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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