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