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主要指他1989年11月经中央同意退休后的这段时间。邓小平晚年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表现了思想的一贯性。邓小平晚年仍然沿着他在新时期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必须坚持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样的重要思路，思考和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他思想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二是具有经验的总结性的思考。邓小平晚年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已经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下去而不被改变，因而他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使他在晚年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集中性、鲜明性和尖锐性的特点，更能引人深思。三是体现了思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他在晚年提出的诸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点、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他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强调在大方向上必须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他特别提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进一步指出，我这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

　　对于这样的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密切关注，并从现实出发给予回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这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删去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只提市场经济，把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坚决拒绝这种错误意见，而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出来，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我们并不否认作为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主要是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这表明了质的不同。具体地说，这种优越性应当表现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自觉地运用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两手，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恰当的调控。前者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是国家建设与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使国家经济安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件，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它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后者，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学会了运用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自觉运用和处理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的论断，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是进一步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在新时期，邓小平一贯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要符合中国具体国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他在晚年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西化”，集中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照搬美国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宪政民主”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国宪法修改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法。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由上可见，邓小平晚年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上，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直面现实关注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问题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绝不应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在1993年9月他在谈及分配问题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尚未富裕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道：“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由上可知，邓小平在指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同时，就明确指出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这一现象的话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就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近些年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尽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尚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我国农业的最终出路在集体化

　　邓小平既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工作的创造，指明它是适合我国农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最终会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同时，他还具体提出要在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发展多种经营和增加集体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等方面，为将来的集体化创造条件。1984年他重申1980年的谈话精神，指出：“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

　　邓小平晚年继续关注农村的发展问题。对于农村的改革，他在1990年3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了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到1992年7月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他特别指出，他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表示完全赞成；但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事隔两年多之后，邓小平不但坚持这个思想，而且做了进一步阐发，这就更加清晰地规划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和工作要求。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邓小平晚年，面对苏东剧变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主要针对中国，与其相呼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仍然严重存在，党内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党内外一些人出现思想迷茫、理想信念丧失等情况，他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沉着应对。邓小平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的错误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的深刻阐述，对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当代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外部原因。但是，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邓小平深刻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他十分强调建设一个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这不能动摇，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问题。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时，他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的确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增强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看来，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免疫力和战斗力，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他在强调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突出地指出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腐败现象蔓延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刚刚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9年，邓小平在指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再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很复杂。它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的建设放松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虽然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是新生的，但归根结底仍是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产物，因为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应当看到，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的恶性发展，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是那样肆意攻击、否定党的优良传统，连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们嘲弄和批判的对象，而他们竭力宣扬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则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使一些党员、党员干部的党性逐渐泯灭，走上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腐败道路。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敌对势力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们力图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瓦解共产党的队伍，使它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也是西方反共势力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谓“攻心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企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和认真对待的。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同腐败分子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他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做了深刻的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做出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邓小平晚年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及其提出的思想观点的深刻性和重要性，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显然的，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