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论述了国史研究的时代意义，指明了国史学科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可以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及客观规律。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本途径。邓小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80年代中期，针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科学回顾和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过程时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历史依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关乎党的生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总结建国以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87年5月，邓小平在向荷兰首相吕贝尔斯介绍党的历史之后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

　　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塑造了伟大而深厚的民族精神。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他强调要宣传、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克服困难的精神，教育全党发扬艰苦奋斗、服从大局、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比如他在论述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的时候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谈到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时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待共和国历史的认识，不仅是历史问题、思想意识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针对否定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针对建国后20年“左”的错误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邓小平强调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针对否定党和国家建设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邓小平强调对党的历史评价关系党的性质、宗旨、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用共和国的伟大成就证明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科学总结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共和国的历史是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对共和国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对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总结。例如，在党的思想建设上，针对“四人帮”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他强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党的组织路线问题上，针对十年“文革”造成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状况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要求，强调大胆地选拔和培养“四有”青年干部；在党的作风建设问题上，针对党的历史上把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路线斗争”上来的错误，强调是什么错误就讲什么错误，批判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在党的制度建设上，针对建国以来毛泽东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破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等错误，强调党的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二、对国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做说明，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指导与参照

　　关于国史研究的基调和主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为党史和国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提纲。“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

　　关于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邓小平认为应以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时代主题和社会特征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1949年－1956年，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可以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革”前十年，即1956－1966年，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间有曲折、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因此可称为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即1966－1976年，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出发，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动乱，是党和国家的一场大灾难。1976－1978年，党致力于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又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时期，是纠正“文革”的错误和为伟大历史转折进行准备的时期。因此称为两年徘徊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开始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