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营造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是陈云集中思考的重要问题。陈云晚年站在战略高度形成的关于稳定的基本观点，源于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经济定，天下定

　　经济稳定是经济系统的一种相对协调、可控的状态。陈云晚年对于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经济稳定的核心、粮食在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判断经济稳定的标准、如何实现经济稳定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反映了他对经济稳定的真知灼见。

　　陈云总是把经济稳定提到关乎全局稳定的高度加以强调。他反复说过：“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52经济定，天下定。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绝非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1]278 。

　　陈云认为经济稳定的实现是经济运行中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影响经济稳定的诸多要素中，“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2]246。经济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的稳定。物价不稳定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影响人心稳定和社会安定。因此，他始终把市场物价稳定作为关注和处置的重点。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创造一个低通胀率，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形势，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同时，他又认为，市场物价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物价绝对不涨；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一定幅度的物价上涨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陈云曾说：“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2]119但是，如果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则必然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表征。如果“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1]277。也就是说，在物价普涨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扭转通货膨胀恶化的趋势，则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不稳就将导致社会不稳。

　　对于物价上涨，早在50年代陈云就要求管理部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1]10。冻结物价虽然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价因非正常因素上涨时，特别是乱涨价、哄抬物价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任意提价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宏观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平抑市场物价。

　　陈云将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的稳定作为市场稳定的主要表现。他说：“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1]350 “粮食紧，市场紧”。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人口多，耕地不足，农业生产率不高，有效地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始终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性问题。他明确提出要进口粮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236。

　　如何判断经济是否稳定？早在1957年，陈云就提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标准是看建设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这一重要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1]52改革开放以后，陈云通过对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多次强调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国力出发，基建规模要适度。他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1]264他特别强调，现代化建设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1]251这个现实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陈云认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才能活而不乱。他指出：在我国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的情况下，投资决策没有计划，就会乱上许多有缺口的建设项目，发生物资紧张；发票子的权力不集中，无人把关，就会多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凡此种种，最终都会表现为物价上涨。为此，他多次呼吁要重视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特别强调以一定的合理的计划处理好各种平衡关系，包括计划与市场，农、轻、重，财政支出和收入，进口与出口，中央与地方，货币与市场，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长线（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与短线（指年度计划）之间的平衡等。

　　在陈云看来，经济稳定不是被动、保守、缓慢发展的同义语，而是发展的、动态的。经济稳定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经济稳定的目的，也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最根本因素。缺乏发展势头的经济稳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也不可能是持久的可靠的经济稳定。所以，要实现经济稳定特别是物价稳定，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也就是说，发展才是根本。稳定离不开发展，离不开改革。他指出：“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3]他主张，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1]351。

　　二　 中国“动乱不得”

　　陈云晚年对政治稳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系统论述了政治稳定的主要表现、实现途径、重要保证以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阐明了对政治稳定的基本看法。

　　政治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政局安定。“八九风波”发生后，1989年5月26日，陈云亲自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坚定地表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4]425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人心涣散，改革开放就难以顺利进行。

　　政治稳定还表现在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内团结统一。陈云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1]243。这样的党必须要有中央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4]449。中央的权威又表现在党的领袖的权威，因此，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十分重要。陈云特别注意维护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政治权威。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9年在动乱继续升级、政局面临动荡、党的高层出现分裂的关键时刻，他坚定地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明确表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4]425“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提法都是这时首先由他提出的，对政治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94年，陈云又发表谈话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4]449明确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陈云对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给予了更多的强调。他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347“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实行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347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只能改掉错误的地方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能把社会主义根本的原则的东西丢掉。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改革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解决好各种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不断取得胜利。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陈云十分重视党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说：“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352“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1]352在党的建设中，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一个核心问题。陈云非常重视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1]314他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提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要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标准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要注意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等等。他认为，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对于党的作风建设，陈云尤其重视。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用事实说明，只有搞好党风，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党内生活的正常。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273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出现了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恶事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群众十分痛恨。对此，陈云严肃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1]358他要求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陈云深刻地认识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于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等优良作风，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39。他强调指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1]240他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1]353。他深切感到要发扬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他还说：“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1]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