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不仅集中总结了建国以来32年党的历史，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等中国当代史各个领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而言，它与中国当代史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回答了当代人能否研究当代史这样一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历史决议》的发表距今近30年，其科学性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那样，“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一、《历史决议》是党中央在历史转折时期集中研究中国当代史所取得的科学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极为重要的研究党的历史、郑重做出经得起检验的历史结论的成功经历。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几乎全体中央领导人亲自参与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次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的主体内容是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2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基本估计和客观评价，因而，从阐述的主要内容来说，它是围绕党的历史以及国家的历史来展开的，而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当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党史与中国当代史在研究的角度、范围、侧重点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二者又不能完全分割开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核心，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一系列重大决策，对中国当代史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和活动必然是中国当代史的核心内容。朱佳木：《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认识，也反映了党对这一时期与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中国当代史的认识。

　　当代人研究和评价当代史，存在主体意识对历史认识的干扰问题。苏共二十大在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时，赫鲁晓夫、米高扬等苏共中央领导人纷纷摇身一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斯大林，而丝毫不做客观分析，不承担自身必要的领导责任。邓小平十分注意吸取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历史教训，早在1978年11月，当时中央尚未决定起草《历史决议》，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在对待毛泽东同志问题上，“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1980年8月，他在同意大利一名记者谈话时再次强调：“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这首先是政治大局，也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在修改和讨论《历史决议》草稿时，一些同志发表了偏激的观点，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各种失误统统算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纠正这种不公正的倾向，他在同决议起草组成员的谈话时再次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同上书，第296页。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确存在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许多历史事件是写史者亲自经历、直接参与，因而在撰写中难免夹杂着自己的主观情感和自身利益，甚至主观偏见的影响。倘若要真正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治史者就必须具有良好的史德，按照历史真实原貌写历史，绝不能任意编造、篡改历史事实。在这方面，邓小平、陈云、黄克诚等一大批老同志不计前嫌、仗义执言、顾全大局，坚决顶住各种错误言论和思潮，表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明磊落的博大胸怀和勇于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令人深受感动的是，在庐山会议后被撤销职务的黄克诚，长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惨遭迫害。但是正是这样一位老同志，当个别人态度偏激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时，他挺身而出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重要文章，结合自己亲历的史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了公正的评价。像黄克诚这样的党内老同志还有很多，正是他们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起到了澄清是非、维护大局的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