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国史网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重要新闻 | 影像记录 |  教育指南
中国概况 | 人物长廊 | 大事年表
国史珍闻 | 图说国史 | 国史辨析
专题研究 | 理论指导 | 政治史 | 经济史 | 征文启事 | 学 者
学术争鸣 | 学科建设 | 文化史 | 国防史 | 地方史志 | 学 会
论点荟萃 | 人物研究 | 社会史 | 外交史 | 海外观察 | 境 外
特别推荐 | 文 献 | 统计资料
口述史料 | 图 书 | 政府白皮书
档案指南 | 期 刊 |  领导人著作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经济史 >> 区域经济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进出口企业的监管与清理
发布时间: 2019-08-14    作者:宋佩玉    来源:国史网 2019-07-25
  字体:(     ) 关闭窗口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处理在华外资企业是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从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来看,对外资企业的处理有一个从利用、监管到清理的转变。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在华外资企业如何获得经济特权,对其衰落的过程则少有专门论述[国内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资进出口企业的清理过程少有专门讨论。张侃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外资企业改造中的转让》(《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建国初期在华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1962):以上海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宋仲福的《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对外资在华企业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等论文对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资企业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对外资进出口企业的相关政策有所涉及。国外学术界则利用英法等国档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外资企业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其中代表性著作有AronShai,TheFateofBritishandFrenchFirmsinChina,1949~1954,ImperialismImprisoned(MacmillanPressLTD,1996),中译本为〔以〕谢艾伦著、张平等译:《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对英法在华企业进行了个案分析,并对其退出中国市场的过程进行了描述。BeverleyHooper,ChinaStandsUp,EndingtheWesternPresence,1948~1950(Allen&Unwin,1986)一书认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外资企业政策的制定。DavidClayton,ImperialismRevisited,PoliticalandEconomicRelationsbetweenBritainandChina,1950~1954(MacmillanPressLTD,1997),则探讨了1950~1954年间中英政治和经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在华企业退出的过程。]。本文选取上海外资进出口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挖掘相关档案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外资企业的状况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外国在华特权逐步丧失,外资企业认识到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纷纷开始收缩业务,转移物资、资金,或将其总公司、总经理处迁出中国。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有外资企业1192家,职工12.6万人,资产12.1亿元[1],“资产额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4.3%,占新中国没收200亿元官僚资本的6%”[2],涉及领域包括煤炭、石油、造船、机器、发电等重工业和卷烟、纺织、制药、食品等轻工业,还有公用事业、银行、进出口贸易、码头、仓库、房地产等,大部分属英资、美资企业。[3]其中“英资企业200多家(连分支机构300多个单位),为抗战前的1/3;职工9.8万人;资产6.9亿元,也约为战前的1/3”,“美资企业资产3.9亿元,约为战前的一半”,美资企业有210家左右。[2]

  上海是外商在华投资最为集中的城市。抗战胜利后申请登记的外资企业最多时达到1800家,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减少至905家,分属32个国家(不包括无国籍者)。其中英国企业最多,占24%;美国、苏联企业次之,各占19%;法国、瑞士企业复次,各占5%,印度、波兰、丹麦、希腊、瑞典、挪威等国的企业合计约占29%。这905家外资企业共雇用工人5.19万人,资产74519亿元(旧币)[ 文中币值除标明旧币外,未标明的均为新币。详见《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一,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编印,第21、27页附表。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人民日报》1955年2月21日。]。到上海解放时,尽管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撤走资本或撤离上海,但在工业、进出口、公用事业、房地产业等领域外资企业仍居于优势或垄断地位。其中上海外资进出口企业有345家,约占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38%;资产9004亿元(旧币),占上海外资企业资产总额的12.1%;职工7554人,占上海外资企业职工总数的14.6%。[ 《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一,第27页附表。]

  1950年6月,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工商局联合进行的调查统计,上海外资企业减至684家,其中,英国企业185家,占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27%;美国企业123家,占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18%;法国企业41家,约占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6%。其中,“英美法3国占上海全部外资的比重,资产为92%,土地为99%,职工为94%”。[4]在这些外资企业中,进出口企业共计282家,占上海外资企业总数的41.2%。以从事业务论,进口商行95家,出口商行39家,进出口商行148家。以国别论,英国企业60家,占上海进出口企业总数的21.3%;美国企业60家,占21.3%;苏联企业34家,占12%;瑞士企业22家,占7.8%;法国企业18家,占6.4%;荷兰企业5家,占1.8%;意大利企业3家,占1%;联邦德国企业2家,占0.7%;其他国家的企业78家,合占27.7%。[5]在这些外资进出口企业中,英、美、法、瑞士等国企业多是公司型组织结构,与国外有密切联系,所代理的大多是国外较著名的产品,苏联企业则相反,绝大多数都是合伙或独资的非公司型组织结构,营业数额不大。[ 《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七,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1987年编印,第9页。]

  上海解放初期,外资进出口企业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亦居于重要地位。其中美资美孚公司、德士古(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中美火油公司和英资亚细亚火油公司四大石油公司,垄断了中国石油及其衍生品的进口贸易业务[ 《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七,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但上海解放后,上海外资进出口企业丧失了特权,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采取封锁和禁运政策,外商对前途持怀疑态度,因此在公司经营方面大都处于观望和怠工状态。不过,由于进出口企业不需要大量设备和人员,较易维持运营,因此歇业的并不多。由此,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至1950年底,只有部分进出口商申请歇业,主要是苏商和美商,英商次之,但涉及的职工人数及资产数额均不大。[ 《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一,第22页。]

  二、监管体系的初步建立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如何处理外国在华企业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6]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取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权以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7]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江苏省丹阳县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期间即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所经营的企业(上海重要的公用事业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暂时允许其存在,不要去动它,对其只进行监督和管制”。[8]

  (一)普查与登记

  1949年6月13日,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公布的《关于进出口贸易厂商登记事宜的通告》规定:“合乎对外贸易管理暂时办法第二章第四条规定之国外侨民厂商,欲举办进出口业务者,须经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之书面介绍来本局申请登记,经本局审查合格后,发给进出口贸易营业执照”。[9]为从根本上规范外资企业的经营行为、实现对外资企业的有效监管,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工商局、税务局等部门组织实施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普查,对全市新开、歇业的工商企业办理临时登记。1950年3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上海市工商业登记的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本市经营工商业,不论国(公)营、私营或公私合营,有固定场所及设备、经营一定业务者,均应依本办法规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申请登记,俟领得登记证后,始得开业”,“外侨在本市经营工商业,应依本办法之规定,备具申请书件呈由外侨事务处核转申请登记”。[10]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工商局又对全市684家外资企业进行了调查、登记[4](p.86),这是对外资企业系统调查的开端,不仅使相关部门准确掌握了上海市外资企业情况,而且为上海市制定关于外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将外资企业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奠定了基础。

  (二)企业开业、歇业管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全市1.2万家工厂有1/3开工不足,10万余家商号中有很多处于无法维持的状况,纷纷停工停业,有的企业甚至抽离资金,擅自歇业,劳资纠纷也十分突出。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保障就业、稳定市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工商业登记管理中把调解处理劳资纠纷、加强私营企业的开业和歇业管理作为主要工作,8月,颁布了《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和《关于复工复业纠纷处理暂行办法》。1950年12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进一步发布《关于工厂、商店开工复工、停工、歇业的指示》,规定中外私营工商业开工、复工、停工、歇业必须依照《上海市工商业登记的暂行办法》申请登记。[4](p.71)

  (三)颁布对外贸易管制政策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7](p.1433)1950年4月,全国国外贸易行政管理会议的总结报告指出:“目前国外贸易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在总的经济政策下,特别是在公私兼顾的指导思想下,发展与管理对外贸易”。[11]6月1日,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改组为上海对外贸易管理局,在对外贸易管制方面,该局主要实施了以下措施: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对私营进出口企业进行甄别审查登记;把各种进出口货物划分为准许、统购统销、特许、禁止等类别,并进行分类管理;实行外汇管制;实行关税保护。[12]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颁布《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凡愿遵守我国法令,在我国经营进出口贸易之外国商人或外国商业机构之代表,均须经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外事处之审核介绍,向各该地区对外贸易管理局申请登记,报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核准后方得在指定地点开始营业。”[11](p.277)

  (四)颁布税收条例

  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公布《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凡在本国境内之工商营利事业,不分公营、私营、公私合营或合作事业,除另行规定者外,均依本条例之规定,于营业行为所在地缴纳工商业税”,“工商业于开业、转业、歇业二十日前,除依规定向工商管理机构申报登记、领取或缴销营业许可证外,并应以副本送税务机构备查”、“工商业应依规定期限,分别将营业额及所得额,填具报告表,并检附必要表单,送税务机构核查”。[13]这一条例的颁布,不仅将外资企业纳入征税范围之内,而且成为了解外资企业经营情况的重要依据。5月初,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财委、税务局、工商局和工商联等部门相关人员共同组成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开展工商业税民主评议活动。6月初,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上交外商组纳税户清册。20日,各纳税户大部分完成初步填报工作,随后进入查账、初步评议阶段。对于外资进出口企业的查账,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规定可由具有声望的会计师办理,不硬性规定由商家相互查账。7月18日,参加评议的外资进出口企业共计282家,其自报营业额为198024257574元(旧币),共纳税7985109326元(旧币)。[14]

  显而易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相关部门对上海外资企业没有进行直接管控,而是采取了登记等政策,进行企业开业、歇业管理,并通过敦促外资企业纳税等方式予以监督。这些政策初步构建起对外资进出口企业的监管体系,为此后加强对他们的管控和清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朝鲜战争爆发后相关政策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对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并没有直接没收或查封,而是在逐渐加强监管的情况下任其存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技术设备引进和对外贸易等仍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时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相对缓和。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不断升级,导致外资进出口企业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1950年“又把侵朝战争的战火扩大到中国鸭绿江边”。在中国安全受到极其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15]这促使中国加速清理外国在华企业和经济势力。1950年11月5日,外交部发出《关于外资企业处理办法的初步意见》,其主要内容为:“(一)区别外资企业所属国家,首先应以美国在华企业为主要对象,对英资及其他外资企业亦得加强管制使之适应中国的需要。(二)凡与中国国防有关及对中国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而处理后对中国有利无害或利多害少者,首先予以处理;尚对中国经济有利或利多害少者,可较缓处理,但也应加强管制。(三)对首先处理的外资企业,视情况按军事管制、全面接管及没收之程序加以处理”。“(四)银行、保险、进出口及轮船业,可较缓处理。(五)处理外资企业应有公开的法律依据”。[16]

  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28日,中国政务院颁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及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13](pp.95~96)根据这一命令,3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具体规定》,要求:“凡美国政府及美国企业在本市的一切财产,其所有者或管理者应将其所有或管理之全部财产列明种类、名称、数量、数额、所在地等,造具清册呈报本会各主管部门,并负责保护;非经核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移或处理”。[13](p.96)根据上述规定,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首先对美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进行军事管制,并组建临时管理委员会。随后,又对包括友邦银行、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美孚公司、慎昌股份有限公司、沙利文糖果饼干面包公司等115家企业实行了军事管制。[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