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模式或多或少地总会成为其选择发展战略的参照系。尤其是那些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更具吸引力。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近2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对于正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欠发达省/区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然而，且不论东部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仅仅考虑西部地区既无东部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又无沿海那样便利的基础设施、而且生态环境还异常脆弱的事实，就不能不审慎地探究：第一，后发地区即使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呢？第二，在一个具有统一市场的国家里，各地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后发地区是否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沿着发达地区的产业深化路径来实现发展目标呢？第三，迄今为止，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我国依然主要由政府决策。然而在实现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活动界限在那里？如何使这些经济参与者的活动相辅相成汇集为强大有效的发展动力？本文将试图通过西藏案例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西藏自治区地处世界屋脊，地广人稀，在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的本地居民约为262万人，这其中藏族人口占96%以上。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实行农奴制，在政教合一的僧俗贵族统治下长达数百年之久，民主改革后不长时间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这就使得大多数农牧户缺少个体经营的历史经验，加之劳动生产率低下，生存经济至今仍是其主要经济特征之一（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1995；马戎，1997）。此外，困难的交通条件、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微小的经济规模，使当地难以产生足够的经济剩余，因此现代国家政权和公共机构的运转、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中央政府援助（王文长、拉灿，2002；徐平、郑堆，2000）。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政府投资无可置疑地成为西藏经济空前繁荣的决定因素之一。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虽然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投资有益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但它在竞争性的直接生产领域中充当投资主体或过多干预却往往导致投资失误和资源浪费。因此，市场导向的民间投资对于培育具有内在增长潜力的产业、保持稳定而长久的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当然，有鉴于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而收益良好的就业岗位相对稀缺[2]，政府有必要基于环保和增加就业的需要制订产业发展指南，为那些对环境相对友好、在国内外市场具有比较优势、而且能够创造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的产业提供发展条件。目前，自治区政府的产业政策重点在调整结构，在产业发展排序中，第三产业和有选择的第二产业占据优先地位，高原特色食品和饮料加工、藏药、旅游、民族手工业和稀有金属矿业都属于受到特别重视的行业[3]。这些行业或多或少已有民间资本进入，进入程度与特定领域经济改革和开放程度的变化方向一致。有鉴于此，我们选择当地国有企业原本就薄弱的边境贸易领域和国有经济曾占垄断地位的加工业作为田野调查的一个重点，专门考察民间资本的进入和扩张情况。

　　本文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和文献；第二，政府决策文件、政府职能机构的工作报告、政府与企业的合同、上下级政府之间缔结的责任书、公共服务机构的简报等近期原始资料；第三，2003年7-8月笔者参与的课题组在西藏调研期间与各级政府官员的座谈、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构和其它国有单位的访问、与调研地区村委会成员和农牧民家庭成员的交谈、对本地和外来企业家、做工者和商人的访谈。

　　以下，将首先考察西藏商业和外贸改革进程中的区内贸易和边境贸易发展。其次，借助于亏损国有企业的案例分析，讨论当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条件。最后，通过对案例研究的总结，说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

　　1.商贸改革与新兴民间贸易

　　在计划经济时代，西藏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生存经济为特征的农牧业，加之城镇人口规模微小，当地的国内国际贸易都不景气。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流通领域最先开放。除了一些与建筑业的扩张共生的个体工商户，西藏商贸行业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最初带了自有资金进藏做买卖的回族青年农民。这些新兴回族商人主要来自甘肃和青海，他们有的走乡串户收购虫草、皮张和牛羊毛，有的往返自治区和其它省市之间做批发生意，有的开店经营零售业务。这其中，那些在边境口岸站住脚的人，内贸和边贸买卖都做。回族商人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以及由血缘地缘和民族宗教认同缘故而形成的流通网络，使他们在当今西藏贸易行业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在这样一个竞争活跃的市场中，原本效率低下并借助补贴生存的国有和集体商贸企业就更加难以为继（罗莉、拉灿，2001）。政府为了促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将承包和租赁等方式引入了企业改革。以乃东县为例，县政府决定把供销社划归乡政府处理，把县贸易公司发包给公司原有职工经营。承包方的经理由职工选举，作为法人代表与县政府签订经营合同。我们在该县调研时恰好拿到这份合同的复印件，从中了解到，县政府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不但不再为贸易公司负担亏损，而且每年还将从公司收取22万元承包费。这种安排的依据，是贸易公司拥有的百货商场和街道门面房地理位置优越，为数众多的私营商人都想竞争承包，只不过县政府为了避免国有企业职工失业，把优先权让渡给了原公司的法人代表。

　　就商品经营而言，除了烟草专卖和负有保障公共健康使命的碘盐专卖项目以外，西藏的商品市场已经充分放开，这就为商贸企业的优胜劣汰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但是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国有粮食企业，仍然在依靠政府保价收购当地小麦等项目维持生存。这一保价收购政策类似欧盟的农产品补贴项目，迄今为止不仅造成5亿斤低质小麦库存积压，而且还由于市场信号扭曲仍在刺激农民源源不断地继续生产。不过，西藏粮食市场并不存在垄断，这个领域里民营企业异常活跃，原因正在于它们不去经营那些没有销路的产品。 

　　西藏的国有外贸企业与内地的相比还处在年青时代，自治区第一家外贸企业成立于1976年。在我们的调研地区日喀则，首家国有外贸公司1984年才挂牌营业。可是这些公司与内地的老龄国有外贸企业一样，因患有低效率症而经营困难。据日喀则地区行署外贸局介绍，地区国有外贸公司有10人左右即可正常运行，但实际职工人数为45名；冗员虽多却无一分一厘自有流动资金，企业所需资金全靠银行贷款，每年财务利息支出就达70万元左右[4]。据自治区原经贸委企业处提供的信息，全区12家外贸企业，改制的有4户[5]。不过，无论这些企业改造成效如何，现在都不妨碍民营资本进入广阔的外贸天地。

　　目前，西藏的外贸规模虽不大，但边境贸易却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力。1998-2002年期间，自治区五年累计进出口总额大约为6.3亿美元，其中边境贸易占56.5%[6]。西藏的南部和西部分别与缅甸、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有21个边境县、104个边境乡，现有边贸口岸5个，其中位于中印、中不和中锡边境的亚东口岸尚未正式开放。亚东县城下司马镇距离印度著名港口城市加尔各答600公里，与下司马镇经日喀则到拉萨的距离大致相当[7]。这种边境交通枢纽地位，使亚东成为西藏历史上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亚东口岸关闭之前在此做买卖的境外商人中，印度商人当属交易规模最大的群体[8]。在亚东口岸贸易额最高的年份，年进出口总额曾达到一亿银元（按当时汇价计算为一亿美元）。1965年，中印在亚东口岸的贸易正式中断。现在，这一口岸仅有非正式开放的中不贸易在进展[9]。有鉴于亚东可能随着中印外交关系的改善而开放的前景，我们把此地的非正式边贸作为此次田野调查的重点之一（尕藏加，2003；魏众，2003；扎洛，2003）。从调查中了解到，亚东的边境贸易主要有如下4个特点： 

　　其一，现在的边贸活动部分地延续了历史上边境居民以货易货的传统。1975年，也就是亚东口岸正式关闭后的第十个年头，中不双方边民之间就已重开小批量易货贸易。如今实物交换和现金交易并行，不丹商人运来手表、首饰、红米、辣椒、草药和糖果等货物，交换或购买中方的畜产品、鞋帽服饰绸缎和小家电等轻工产品。进行实物交换的双方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用货币结算，结算货币既有美元和人民币，也有不丹币。兑换价格为1美元:8元人民币:40个不丹币。

　　其二，县乡政府为灵活多样的民间交易提供便利。冬季大雪封路，县政府指定距离不丹边境最近的下亚东乡阿桑村作为交易地点，双方商人因而借住村民家里做买卖；夏季边境道路畅通，县政府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镇帕里镇组织物资交流大会，并提供安全保卫和急救服务，吸引境内外商人前来交易；此外，在帕里镇修建商铺和客栈，为商人提供日常交易场所。

　　其三，亚东的边贸活动由于外来商人和当地居民的广泛参与，成为既吸纳外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又为当地农牧民提供兼业收入的领域。参与边贸活动的中方人员大致有如下几个群体：一是出售畜产品的当地农牧户。二是本地个体零售商。每一中方零售商与不丹商人的交易额每次为5000-10000元不等，每年的交易额在30万元左右。三是参与季节性边境交易的康巴商人，例如，在不丹商人出售虫草的时节专门来采购的昌都商贩。四是为中外商人提供信息、住宿、仓储和运输服务的当地居民。据回族商人介绍，信息中介的佣金一般为交易商品预期利润的10%。我们从住户访谈中获知，为商户提供住宿和仓储条件的农家每年大约从中获得500-1000元的收入。不丹商人雇用一台拖拉机把货物从帕里镇运到边境线，支付机主250元左右的运费。五是在亚东县城和帕里镇开店的回族商人。相对于其它群体，他们资本最为雄厚、交易规模最大，一个店主为采购一次虫草就准备现金30多万元。本地居民和康巴商人与不丹边境居民既有民族文化的认同，又有相通的语言，因此没有交流障碍。回族商人缺少这一优势，故而初来乍到往往借助当地居民的信誉进入边贸领域。通常的情形是，不丹商人先到当地藏民家中，由主人家通知回族商人前来交易。在达成协议后，先由回族商人以货币购买不丹商人手中的货物，再由不丹商人以所获得的货币向当地居民购买生活用品等，从而构成一种民间三角贸易。

　　其四，边贸虽有带动农牧产品出口的作用，但多数交易并不依赖本地产品。不丹商人从中方采购的主要是产自我国西部省份的中低档轻工业制品，例如青海出的晴纶毛毯、甘肃出的保温瓶、陕西出的鞋帽背包、四川出的小电器，等等。产自江浙的绸缎面料在亚东边贸中则属于档次较高的出口商品。显然，边贸市场为内地特别是西部轻工企业的产品找到了一条销路，西藏边境口岸完全有可能成为西部其它省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

　　亚东边境贸易虽然活跃，但交易规模还很小。据县外贸局估计，2002年的交易总额仅为2000万元人民币[10]。这其中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口岸未正式开放，中印边境贸易还没有开始，或者说印度商人还没有来。印度是南亚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不丹和尼泊尔不可比拟的贸易潜力。因此，重新开放亚东口岸对当地边贸规模的扩大、亚东县城的繁荣、以及西藏总体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

　　2.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出路

　　实现工业化，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向往的目标。中国政府自上个世纪50年代始建立和经营国有企业的作法，实质上是集中国家财力发展现代大工业的一种方式。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性生产领域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国有企业不得不顺应市场的需求进行结构调整。在此类现存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造的同时，新建企业多半不再采取国有或者国营形式，就连内地乡镇政府拥有的企业，也纷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了产权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造。相形之下，西藏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改革由于中央和内地省/市的援助而别具特点：

　　第一，在内地国有企业几乎不再增加的时候，西藏自治区由于援藏项目的实施，新建了一批国有工业企业。1990年，自治区共有国有工业企业181个；到1995年，这类企业的数目增加了38%；2000年，企业总数达到288个，比1995年的数目增加了15%。[11]新建国有工业企业增加的速度虽然显著降低，但数目增多的态势依然存在。例如，我们在山南地区调研时得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援建的配方饲料加工厂不久前建成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