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第一次作为一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大政策，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人先好起来的思想，“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0]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特区几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蓬勃活力，坚定了邓小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回来后的2月24日，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1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巴叶塔时正式向全世界宣布说：“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21]这是邓小平的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第一次作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方针得到确立。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更加具体地阐述了建立这一方针的理论依据——打破平均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22]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第一次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关系概括为“两个大局”的思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3]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科学地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理论高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拟定的具体阶段和办法是：“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24]

　　在这次论述中，邓小平全面地总结了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容。首先，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性质；其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第三，解决方法是通过调节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手段，而不仅是过去单纯的计划投资；最后，解决不发达地区的时机，是在本世纪末期达到小康水平时候。这次谈话，标志着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的臻于完善。

　　二、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但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调整改造中发挥作用。

　　经过前两次西部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形成了以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工业支柱，在要顾全大局的形势下如何发展，曾经引起了争论。有人主张西部企业掉尾巴再回到沿海，有的人甚至说，调整改造也没有用，钱扔下去是白白浪费。

　　邓小平不同意这种全面否定的消极态度，他首先提出了要实行“军转民”的大战略，1982年1月5日正式确定为十六个字：“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他在视察三线重点企业湖北第二汽车厂时还具体指出，三线企业要“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打破小而全”，走专业公司的道路[25] 。

　　根据邓小平这一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制定了西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这年12月，李先念在给国务院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在三线建设过程中，由于受到林彪的干扰破坏，不少工矿企业确实需要调整和改造。但就整个三线建设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统一规划，在一定时候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西部地区为顾全大局，对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迁的调整。同时，也积极采取了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多种努力，包括调整企业结构，改革管理体制，转产人民生活急需的家用电器、日用生活品和国际市场畅销的产品，到东部沿海地区开设贸易窗口等。到1990年，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155亿元，占当年军工企业总产值的75%，比1985年增长了1．93倍，生产了国民经济需要的一批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批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如民用飞机、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许多西部三线企业如四川长虹集团、陕西长岭集团、重庆嘉陵集团等成为全国驰名的现代化企业集团。这些都为本世纪末期西部大开发准备了物质条件。

　　三、西部开发要适合自身的特点。

　　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特点是：一、资源丰富，二、生态环境不容乐观。邓小平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特点，将其融入自己的西部开发思想中。

　　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水利资源，70年代中期，国家曾经开始进行勘探规划。但是在70年代末期的经济调整中，对四川三峡和二滩水电站工程要不要继续上马，出现了不同意见。邓小平经过调查，从长远发展规划考虑，认为一些西部重点资源开发项目不能放弃。

　　1980年7月，邓小平“文革”后第一次正式到四川，考察了长江三峡。到武汉后，他召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指出：“修建三峡工程，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26]

　　二滩水电站位于雅砻江畔，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以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为主干的大小河流有三百多条，水资源储藏量达9456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达7135万千瓦，富集程度居世界之冠。但多年来江水不舍昼夜地奔腾，得不到利用。当地人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有鉴于此，70年代国家决定建设二滩水电站。但后来也有人提出这是极左年代的产物，应该立即下马。二滩工程反反复复，议而不决，一拖就是几年。

　　1982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两年就过去了。”[27] 1983年6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1983年夏天，他还询问了西藏铁路建设的线路、盐湖、冻土、经费问题，认为：“还是修青藏线好。”[28]虽然由于客观原因铁路没有立即上马，但也开始了积极的准备。1985年1月19日，他又从更大的西部开发范围说：“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这是多么了不起，今后有意识地把工业项目摆在那里，可以帮助那里发展经济。”他提议：“可以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29]

　　在邓小平的直接规划指导下，西部建设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没有等待，也进行了一些适合自身特点的规划开发。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正式动工，1997年进入主体工程阶段。1989年二滩水电站开工建设，1998年第一台发电机组并网发电。1994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式开工，1997年实现截流。1997年3月14日，邓小平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这些将在21世纪发挥重大作用的项目和规划，不仅是西部开发的先声，而且通过“西电东送”等方式，支援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在邓小平西部开发思想中，注意保护西部自然生态平衡，是个重要内容。1965年11月24日他视察三线来到贵州六盘水时就说：“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业牧业。”听说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他遗憾地说：“贵州的水流走了，只是洞子里有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以变林区。”[30]

　　1981年夏季四川、陕西遭受了罕见的水灾。9月邓小平特地找到万里说：最近的洪灾问题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建议全国人大通过一项议案，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颗树[31]。12月13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

　　1982年11月15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源和环境会议的外宾时指出：我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他二十年五十年。今年才算是认真开始，这件事情耽误了。特别是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所以叫“黄”河，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32]。

　　1983年1月中旬，邓小平对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说：要下决心拿出20年时间，协助地方搞好西北高原的绿化工作，改变西北自然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33]。从1982年起，邓小平年年在植树节带头种树，直到1992年88岁高龄还种下了一棵高山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