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毛泽东曾经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新中国成立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失误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很快就突破了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一，是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改变了我们对待外部环境和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走上了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道路。中国也由此真正摆脱了战时经济的束缚。

　　第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以及对其正确的判断，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居高不下的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处于农、轻、重均衡发展，积累与消费同等重要的宽松环境，从197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真正实行了新中国30年来一直追求的协调发展政策。

　　第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必然是“放权让利”的体制变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和突出成效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危机最深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诱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于是在80年代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为主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在80年代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过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石的理论束缚，从而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微观经济结构和基础。

　　第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理论的飞跃，并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3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 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增长了20余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升至2010年的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经过新中国建立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完成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转型，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是可以与时俱进并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它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五、结束语：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与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源于将西方的历史经验理想化地抽象为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在西方的大多数理论文献中，无论是维护现存体制的理论还是革命的理论，中国从来都不是主体，而仅仅是“他者”。这使关于中国的研究掉入了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经过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置身于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梦想。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很多选择。现代化的路径是多元的，与力争实现现代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现代”、不断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包括方向的权利，而且具备这种能力。在90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始终保持着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这一点在已经过去的近百年历史中至关重要，在未来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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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责任编辑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