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艰辛探索

　　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体制基础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一经形成，在发挥出其高积累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同时，也立刻暴露出其与普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不相适应的问题，暴露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积累政策下如何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的问题。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怎样改革和完善这个发展道路，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个发展模式，虽然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独立工业体系建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却掩盖了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不足；而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毛泽东还拥有非常熟悉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激励机制，并且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在遭遇“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的改革则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激励和群众动员，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业关系的失调，但是也的确达到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部分预期目标：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和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它们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的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此外，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通过集中财力保证了“一五”时期1/3的重点项目在国防工业；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以及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精神激励来替代物质激励不足，等等。问题是上述这些优越性就总体上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

　　另外，从思想和认识层面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已经达到了创新的临界点。由于中国是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新问题，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需要探索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必须承认，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济体制的诸多方面都与苏联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但反思是与“模仿”同步进行的，以下四个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反省最多的地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多样性与单一公有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构建和不断完善上，中国有更为灵活的态度和方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国对苏联经验的一个重要修正在于合作化并不是像苏联那样采取突然的、混乱的形式，而是被设计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分三步走的过程：先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最后是高级社。［20］(P102)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国也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赎买政策。这些做法都与苏联有所区别。其次，中国对单一公有制带来的问题一直给予关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人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领导者对于单一公有制可能造成的低效以及对微观经济主体激励不足的觉察。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反思，一是陈云提出的“主体”与“补充”的思想，二是李富春提出的“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相结合的思想。中共领导集体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既应当有计划性，又应当有多样性和灵活性。［21］(P347351)第三，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2］(P30)这几乎是当时全党的共识。第四，关于农轻重的关系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也要加重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22］(P24)这个思想后来发展为“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协调发展方针。

　　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共产党的探索虽然出现失误，但是也形成了不少正确的认识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在宏观经济方面，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想；提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主张；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平衡”理论；提出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在微观经济方面，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关系；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要处理好按劳分配与多劳多得的关系。在实践方面，则有过农业“包产到户”的经验；恢复个体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经验；技术引进的经验；处理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经验（例如分灶吃饭），等等。尽管八大前后的反思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被打了折扣，但这些反省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可能比它们当时发挥的作用更重要，因为这些反省和经验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