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被称为新中国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最关紧要的一年”［1］，这一年酝酿恢复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是直接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党中央工作机构，在较短时间内为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既有文献材料和研究（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材料很多，散见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亲历者的年谱、文稿、传记、手迹等材料，党政部门发布的文件材料以及相关档案材料。相关研究成果，有的侧重于梳理和分析国民经济调整情况，如李向前：《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大勇：《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董志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1期。有的侧重于分析领导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作用，如马云飞：《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刘松茂：《李富春与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步》，《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迟爱萍：《陈云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杨志强：《刘少奇与1962年经济大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有的侧重于梳理不同时期财经小组的变迁情况，如张金才：《陈云与中央财经工作领导机构的变迁》，《北京党史》2013年第1期；曹应旺：《1958年与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党史博览》2013年第11期；张博：《党内领导小组场域中的组织制度化——以中央财经小组为例》，《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4期。这些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谈及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中央财经小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从国民经济调整过程、领导人与调整工作的关系以及中央财经小组变迁等方面梳理和分析了相关情况，但缺乏以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中央财经小组为观察视角和研究对象的全景式分析。本文试图对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财经小组演变的来龙去脉、实际发挥的作用、与其他党政部门的联系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以展现其历史面貌，为进一步研究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决策过程、经验及规律等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最关紧要的一年”：196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积极探索。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的调整工作逐渐展开。1962年初，中央下决心进行大规模调整，调整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全面的调整工作逐步推进。 

　　1962年初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就是着眼于抓紧改变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七千人大会筹备期间，1961年12月6 ~ 11日，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召开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陈云在会上明确提出“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工作要紧的一年，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必须以调整为中心”［2］的思路。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下决心开始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一九六二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这一年，争取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如果这一年的工作再放松了，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长时间的被动。”［1］由此可见，中央判断1962年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非全面调整不可的“最关紧要”阶段，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1962年要根据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既要进行有次序的结构调整，又要着眼全局和整体；第二，做好1962年的工作是完成此后几年调整任务的基础，只有下决心做好1962年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目标。 

　　为落实七千人大会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2月21~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讨论财政、信贷、市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刘少奇提出：“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3］陈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会后，陈云让薛暮桥把报告记录整理出来，邓力群又进行了文字修改后送刘少奇。［4］西楼会议上陈云发言的主要观点，成为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向全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精神，刘少奇建议陈云把西楼会议上的意见展开讲一讲，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以统一认识。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将西楼会议上的发言做了进一步阐述，做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5］的讲话。同时，李富春做了题为《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6］的讲话，李先念做了题为《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7］的讲话。三人针对经济形势问题、工业建设情况、财政信贷和市场等国民经济各主要方面提出的意见得到了广大干部的积极响应，使下决心全面调整逐步成为中央各部委和广大干部的共识。 

　　这几次会议，“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实际上作出了进一步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重要决策”［8］，为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创造了条件。 

　　二、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逐步展开，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由专门机构统一集中领导调整工作的客观需求显现出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财经小组得以恢复设立。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关键一步，是“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的组织保证”［2］（p.1319），从酝酿恢复成立到中央办公厅下发成立通知，前后经历了近两个月时间，经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多次讨论和反复酝酿，最终确定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一）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西楼会议提出调整思路之后［8］（pp.600~601），中共中央为坚决完成调整工作，“在组织上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是重新设立（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等五个小组，提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际上，“大跃进”开始以后，中央财经小组逐步停止活动。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8页。）中央财经小组”。［2］（p.1310）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中央着手“酝酿了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和调整这个小组成员的问题”。［9］ 

　　关于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人选，毛泽东多次主张由陈云担任［10］；刘少奇、周恩来也主张陈云任组长［11］。王光美回忆说：“少奇还特地到陈云同志家面谈，要他出任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同志也为此到我们家同少奇同志面谈，主要说他身体不好，希望让别的同志当。”［12］在陈云提出不当组长以后，议定李富春任组长［11］。田家英、邓力群、周太和、许立群等得知后，认为陈云做组长更合适，即商议由邓力群做代表向刘少奇反映意见，提出“还是由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好”［13］，刘少奇表示，这要“提交中央研究决定”［12］。在3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议还是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9］（p.463）李富春也说，“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2］（p.1311），他自己当陈云的助手。“陈云在外地听说后，表示组长人选以不变为好。刘少奇答复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11］（p.131）至此，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综合各方意见、多次讨论酝酿，最终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二）正式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3月上旬，毛泽东先后约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到汉口谈财经等问题［14］。3月16日，三人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15］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表示同意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1］（p.131），组长的人选正式确定下来。 

　　4月19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已实际运行一个多月后，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正式确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成员”。［2］（p.1311）至此，中央财经小组完成了设置程序，继续开展工作。此次恢复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可谓阵容“豪华”，体现了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高度重视，为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以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央财经小组成立的通知时间为节点，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及所担任的党内职务和其他职务如下表。 

　　1962年4月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及所任职务

　　*1962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先念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同年10月27日，国务院任命李先念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排在副主任第一位。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页。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职务根据王健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7页；李景田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21~2011）总论·人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266、292、331、371、381、414、498、532、540页；《薛暮桥文集》第20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的相关内容整理。 

　　中央财经小组11名成员的身份与职务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党内职务看，集中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时有95名）中的9名，中央候补委员（时有93名）中的1名，中央书记处成员（时有9名）中的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有20名）中的5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有5名）中的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有7名）中的2名和中央副主席（时有5名）中的2名。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核心领导层成员成为中央财经小组的主体。第二，从行政职务看，集中了国务院总理和分管计划、财政、贸易、国防工业等工作的6名副总理（时有16名），包含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国务院财贸办等负责国民经济计划、宏观经济运行、工交、财贸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国务院及其财经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其中体现了领导小组的财经特色。第三，军队与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密切相关，安排中央军委相关负责人、国防部和国务院国防工业主要委办负责人进入中央财经小组，反映了中央财经小组人员结构上融合党政军的突出特点，既是中央财经小组切实发挥作用的需要，也是中央财经小组人员构成的惯例。第四，从级别上看，中央和国家机关正部级以上人员占绝大多数，集中了党和政府系统财经领域的主要成员；而小组组长的党内和行政级别都不是全部成员中最高的，打破原有的行政层级设置，采取“因事设人”原则，体现了中央财经小组设置上的鲜明特色，有助于高效精准地解决问题。 

　　这样的人员结构特点，一方面反映出国民经济调整难度之大、涉及之广、影响之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于此次调整的重视程度之高；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央财经小组的“中枢”特点，正是整合了党内和政府系统各部门的权力和资源，统领国务院财经部门及其党组，才能更好更快地制定政策并加以有效落实。 

　　此次恢复设立中央财经小组，没有下设办公室等日常工作机构，主要由熟悉业务的写作班子协助小组成员做文字和研究工作。中央财经小组的写作班子是具体落实小组会议精神、撰写调整报告的执笔者，除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亲自动笔撰写、修改文件稿外，大量的文字工作是由写作班子完成的。写作班子成员有的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的秘书，有的是专职从事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笔杆子，有的是财经工作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他们都具备相当深厚的文件起草功底、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和卓越的理论研究能力。根据薛暮桥、邓力群等参与报告写作、讲话整理者的回忆，在4月2 ~ 4日的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表的三四个小时的讲话，即由邓力群、梅行、马洪、房维中、何均、吴俊扬、许明等讨论、整理、修改和补充成为3万多字的讲话整理稿，篇幅达到了原讲话稿的1倍，并由薛暮桥拿到上海送陈云阅。［13］（p.373）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薛暮桥、邓力群、梅行、顾明、许明、吴俊扬、廖季立等直接参加了调整报告的起草工作。［4］（p.275）在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以及写作班子等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参与下，国民经济调整报告的起草工作得以逐渐展开。 

　　三、中央财经小组的核心工作：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 

　　中央财经小组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保障了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展开。中央财经小组的主要工作是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具体来说，就是完善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研究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措施，最终形成向中央提交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以下简称《报告（草稿）》）。总起来看，《报告（草稿）》是迅速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客观需要，是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精神的集中反映，是经过党内和政府财经部门、各地方充分调查研究、反复酝酿考虑、几经请示修改的产物，是在党的决策层达成较为广泛共识以后批准下发的。 

　　（一）国民经济全面调整决策的基本确立 

　　3月7 ~ 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参加，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精神的问题。［4］会上，陈云详细阐述了长期计划、调整年度计划、综合平衡、物资管理制度、农业基本情况、计委抓农业生产和市场稳定、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七个方面的问题与措施，并强调了综合平衡在调整全局中的重要性，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指标“伤筋动骨”。［5］（pp.207~215）其间，周恩来插话将陈云讲话的思路总结成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9］（p.462）在3月8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上，周恩来判断：“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9］（p.462）由此他主张对国民经济计划开展大调整。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的基础上，这次会议进行了深入讨论，廓清形势任务、明确调整方向，为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研究讨论做了充分准备。 

　　3月10日，刘少奇批示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以供他们参考，待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下发。［11］（p.130）紧接着，3月12 ~ 13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三人的讲话稿，并听取李富春报告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的讨论情况。［14］（p.132）3月1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转发陈云等人讲话的批示［14］（p.132），3月16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三人的讲话稿，同意批发至省、军级干部参阅。［15］3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示肯定了陈云在西楼会议提出的此后十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的观点：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恢复。由于这个讲话影响很大，中央又在4月26日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11］（p.131） 

　　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提出的调整思路和具体措施，是中央财经小组在成立初期初步确立调整决策的基本内容。在中央财经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决策思路逐渐清晰起来。结合上述会议讨论的精神，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强调：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特别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16］四个方面的工作，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十项具体任务。 

　　（二）指导完善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 

　　国民经济调整决策的基本思路确定以后，首要的工作是调整1962年初国家计委制定的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央财经小组在此基础上对调整国民经济提出实施意见。为此，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召开会议专题进行讨论。4月2 ~ 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财经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会议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针对调整工作提出：“要下三个决心：（一）不仅要争取快、准备慢，还得要争取好，准备差一点；（二）要作大幅度的调整；（三）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9］（p.469）4月7 ~ 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继续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7］（p.435）4月1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出席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李先念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按照“综合平衡、短线安排、留有余地”的原则来编制计划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完成计划，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集中力量抓措施。［7］（p.441）4月21日，周恩来［9］（p.473）、李先念［7］（p.443）等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继续讨论计划问题。根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精神，国家计委党组于4月25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17］。4月28日，吸收各大区经委主任参加的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并最终修改了《中共中央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草稿）》和《汇报提纲》。［9］（p.474） 

　　4月30日，中共中央原则上批准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指示针对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汇报提纲》执行1962年调整计划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工作要求：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整；二是必须把生产任务首先分配给消耗少、成本低、质量好、品种多、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三是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四是力争超额完成1962年精简职工900万人、压缩城镇人口1300万人的计划；五是物资分配应随生产、建设任务的调整而调整；六是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厉行节约、更多地压缩集团购买力，坚决消灭特殊化；七是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17］（pp.344~349） 

　　（三）形成提交中央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国家计委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报告（草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文件基础。《汇报提纲》提出：现在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就是“下最大决心，坚决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掉那些用不着的摊子，进一步精简职工，改善经营管理，克服种种严重浪费现象”。对调整工作的这项基本精神，《报告（草稿）》予以充分肯定：“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个意见提得很对”。［18］ 

　　实际上，在指导完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中央财经小组就开始着手制定《报告（草稿）》。从3月7日会议开始，中央财经小组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多次召开小组会议、小组扩大会议、召集相关部门联合会议进行专题讨论，从厘清调整基本思路到提出调整计划草稿，再到《报告（草稿）》的讨论、修改、提交，最终形成了报送中央的《报告（草稿）》。 

　　4月2 ~ 4日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以后，参与周恩来讲话稿整理的写作班子起草了《报告（草稿）》，其基础主要是周恩来等在这次扩大会议及4月7 ~ 8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13］（p.374）。周恩来审阅初稿后，指示薛暮桥将修改后的《报告（草稿）》带到杭州（据《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8页记载，1962年3月10日至4月17日，陈云在杭州疗养；4月18日至6月23日，陈云在上海疗养。《报告（草稿）》是在4月8日财经小组会议周恩来讲话以后修改的。据此判断，薛暮桥带《报告（草稿）》到杭州的时间应在4月8~17日之间。）征求陈云的意见，陈云抱病听取报告后表示“完全同意草案所提的意见”［19］，要薛暮桥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4月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报告（草稿）》要点［10］（p.99）。第二天，周恩来、李先念等根据常委会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周恩来在修改中进一步指出了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困难：“调整计划还存在不少缺口的问题：粮食收支有很大差额，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仍然存在，财政收支的差额还要扩大，全国煤炭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缺口还会扩大，主要原料、材料不能满足需要，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9］（p.473） 

　　4月27日，周恩来对《报告（草稿）》做部分修改后，写信给李富春说：“富春同志：听说你回来了，现将中央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送你一阅。这一部份已在西楼谈过，并在主席处大略说过，其他部分还在修改中……如有修改意见，请批在上面交我”。［20］在该份报告稿上，记有李富春“修改意见”字样，即李富春在接到周恩来信后对《报告（草稿）》提出了意见。与此同时，国家经委曾于4月24日至5月1日主持召开大区经委主任会议讨论《报告（草稿）》，4月28日，各大区经委主任参加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和积极建议”。［9］（p.476） 

　　在各方反复讨论和修改的基础上，4月30日，周恩来第一次将《报告（草稿）》报送毛泽东审阅。5月1日早6时，毛泽东批示：“退总理。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21］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报告（草稿）》进行讨论，并表示同意报告提出的方针［10］（p.100）。这样，《报告（草稿）》的框架基本确定下来。 

　　5月7 ~ 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关于中央五月会议的详细内容已有较为翔实的论述，参见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介绍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又称五月会议），刘少奇主持，周恩来安排会议日程、拟定出席会议人员名单。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修改和完善《报告（草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罗瑞卿、姚依林等105人出席。邓小平在讨论中提出，虽然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中心任务就是两个：“一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二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11］（p.118）。邓小平关于精简工作和农村工作是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核心问题的重要判断，得到与会者响应。同时，他表示同意《报告（草稿）》，认为“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22］刘少奇也说，“我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讲话。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我看是好的，要修改一下发出去。你们如果还有意见，请今天改上，交给杨尚昆同志。”［1］（p.444）经过阅读《报告（草稿）》和相关文件、分组会议讨论和大会讨论等几个阶段，五月会议围绕对待困难的态度、经济形势、精简职工、加强财政和物资管理、农村工作、甄别平反等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这次长时间、大规模的集中深入讨论，进一步补充、修改和丰富了《报告（草稿）》。 

　　五月会议后，周恩来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10］（p.101）。5月19日，周恩来在审改指示稿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领导之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9］（p.479）同时，他写了一封信，请李富春阅后即送毛泽东，请示《报告（草稿）》可否下发。信中说：“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家英或林克以电话告杨尚昆办。”［23］5月24日，毛泽东再次审阅《报告（草稿）》后在回信中表示同意：“退总理，照办。”［23］（p.94）至此，《报告（草稿）》的主要内容最终确定下来，中央层面对《报告（草稿）》的起草、修改、审阅工作宣告完成。 

　　5月26日，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发出了《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18］（pp.158~161）。报告综合了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扩大会议的精神，在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充分讨论《汇报提纲》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意见，提出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等办法，对于全面贯彻调整方针发挥了指导性作用。中央转发报告的指示强调，全党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工作任务。此后，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展开了。 

　　四、中央财经小组与其他部门的联系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始终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通力支持配合。中央财经小组在众多部门中间发挥了关键枢纽作用，同其他部门的工作联系是完成调整任务的必要条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作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直接领导中央财经小组和其他部门的调整工作；国务院财经部门、地方党委处在财经工作第一线，担负着落实调整任务的职责。中央财经小组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财经部门、地方党委等党内和政府部门都存在着频繁和广泛的沟通互动，“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周恩来主持中央财经小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相互配合，具体领导了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24］，形成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合力。 

　　（一）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联系 

　　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最初提议和反复酝酿后恢复设立的，是在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并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组长，多名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担任成员。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财经工作的决策意见，需要经过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讨论研究和审阅通过后，才能正式成为全党贯彻执行的依据和准则。政治局常委需要处理的工作繁复非常，数次围绕一个议题、一份文件进行研究审阅，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如前所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4月24日、5月1日召开会议，5月7 ~ 11日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对《报告（草稿）》进行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亲自修改《报告（草稿）》，最终在毛泽东两次审阅同意后确定下来，成为指导全党调整工作的重要文件。 

　　（二）与中央书记处的联系 

　　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在一线处理日常事务的党的工作机构，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书记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中负责财经领域工作的成员（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都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这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的精神，开展沟通协调等工作。 

　　调整计划过程中，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国务院各部门派检查组到重点城市检查工业、交通、基建、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的调整和整顿工作。3月5日，李富春即召集工交、财贸、政法、劳动等部门，迅速组成检查组分赴重点的城市、企业和事业单位检查工作。4月中下旬，各检查组陆续回京后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检查情况，使中央财经小组“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和调整以来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摸到了底”。［6］（p.593） 

　　5月3日，周恩来致信李富春、李先念并转主持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落实前述毛泽东5月1日指示精神，提议5日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听谷牧和各大区经委主任的意见，对于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有帮助”。［9］（p.476）5日，中央书记处即召开会议，听取了谷牧和各大区经委主任的意见，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审议中央财经小组报告提供了参考。 

　　（三）与国务院财经部门的联系 

　　中央财经小组作为党内机构，直接通过指导、督促国务院计委、经委、财贸办公室等部委党组贯彻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精神，推动决策部署在各部委的落实；反过来，各部委党组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请示工作，畅通了中央财经小组的信息渠道，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掌握国民经济基本情况，及时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意见。 

　　3月10日，李富春召集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工交系统各部党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财经小组3月7 ~ 8日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的看法和下一步工作的具体部署。［6］（p.590）周恩来在4月2 ~ 4日的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上提出：“计委要组织人专门研究，摸情况、材料，把问题揭发出来，然后才能解决”。［9］（p.469） 

　　4月14日，李先念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北京市第一季度商业企业的亏损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央书记处、中央财经小组。他在报告上批道：“我看这个现象不只北京有，全国大体都是一样，有的地方比北京还严重。我们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提出具体意见。”［7］（p.438）又比如，针对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设法多给一些化学肥料，专肥专用的问题，即由“财经小组责成农业部门会同商业部门加以具体解决”。［17］（pp.364~365） 

　　（四）与地方的联系 

　　中央层面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后，地方党委是否需要同样成立相应的机构、地方党委如何领导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这两个问题，就突出地摆在地方党委面前。5月18日，中央在对国家经委党组两份报告的指示中明确回应了上述问题。针对地方是否可以、如何设立财经小组的问题，《中共中央批发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的指示》提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以如同中央一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财经小组，加强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的领导，也可以不成立财经小组，而直接由党委书记处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针对地方党委如何领导财经和调整工作的问题，指示提出：“为了加强对调整工作的统一领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力量，在抓好农业生产特别是生产队的工作的同时，也要有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工业调整和精简职工的工作。”［25］对此，6月华东局提出，“今后各省（市）委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财经小组，加强对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的领导”；同时，应该“正确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党委制，把应由党委各部门办的业务工作交给党委各部门去办，把应由政府办的工作交给政府去办，不要包办代替”。［18］（pp.392~393）华东局特别提到的党委不去包办代替政府工作，有利于党委集中精力总揽全局，有利于政府高效地开展工作，这同中央指示的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央看来，中央财经小组并不一定是地方党委抓经济工作和调整工作的“标准配置”，而是一个“自选动作”——由地方党委书记处或财经小组开展这项工作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规定，一方面给予地方党委一定的机构设置自主权，一方面有利于控制党政机构设置的总量、避免机构臃肿，具有积极意义。 

　　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情况，将调整工作落到实处，中央财经小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建议由中央财经小组、国家计委会同其他部门，“派出负责同志分往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对生产、建设、精简、节约进行具体安排，及时地解决在计划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18］（pp.169~170）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东北、李富春到华东、李先念到中南、薄一波到华北，分别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调整计划落实工作。5月28日，周恩来赴东北开展了一个月的督促落实调整工作，6月26日返回北京。［9］（pp.480~487） 

　　从这些频繁紧密的工作联系中可以发现，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财经小组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各负其责、相互支持配合，使党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实效。 

　　五、中央财经小组淡出决策层 

　　《报告》下发以后，中央财经小组的活动就逐渐减少了。除专题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会议以外，中央财经小组分别于3月21日［7］（p.423）、3月26日［7］（p.427）、5月13日［9］（p.477）和8月10日［9］（p.493）等时间召开会议，研究在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制定和落实国民经济调整计划问题。此外，根据周恩来的批示要求，5月19日［7］（p.454），李先念、谷牧等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听取对蒙古经济援助谈判的汇报。另外，为解决市场和物价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央财经小组在六七月间起草了《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报告（草稿）》，于7月16日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全国物价委员会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7］（p.480）；为加强商业工作的集中统一，中央财经小组在7月10日为中央代拟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工作集中统一的决定（初稿）》。在这些文件草案基础上，形成了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但相较而言，不论是这些文件的重要程度还是中央财经小组所发挥的作用，都不及其主持制定调整计划报告影响面广、作用突出。 

　　从现有文献看，中央财经小组于8月10日召开会议以后，便基本不再参与中央决策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了。实际上，7 ~ 9月间连续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北戴河会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都对国民经济调整进行了多次讨论研究，并将西楼会议、五月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的估计”［15］（p.152）视为“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8］（pp.600~608）的“黑暗风”，进而对中央财经小组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财经小组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位置上，进而出现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陈云作为组长在财经工作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此后至“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四年间，“陈云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却一直养病闲居，没有参与中央的最高层决策和活动”，可以说，“北戴河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陈云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2］（p.1325）。另一方面，中央财经小组直接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少，研究讨论的重大财经问题越来越少，已经难以继续运行下去。“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1962年恢复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完全停止了工作。［26］ 

　　为什么《报告》下发以后，中央财经小组的活动就减少了，甚至很少开展活动了呢？薄一波对中央财经小组的“起”与“落”做过一段分析。他认为，陈云的“工作方法和实绩，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赏，所以每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要请他出来，组成中央财经小组，由他主持来解决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谨慎细致的工作方法，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合拍的”。［27］除去这里提到的形势因素之外，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的状况、中央财经小组的功能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来看，陈云自从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以后就去南方养病，长期缺席小组会议；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原本就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财经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等，很难有更多精力投入到中央财经小组中来。而对于这些财经部门负责人而言，处理和理顺既有部门同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从中央财经小组的功能来看，发挥决策作用是中央此次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的主要意图。但是，随着《报告》的下发，处理具体复杂的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行政事务、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中央精神的督查任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工作焦点。而《报告》的下发，恰恰标志着中央财经小组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决策的这个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这也是中央财经小组“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薄一波所说的“财经小组完成了解决问题的任务后，又不被重视，中止工作”［27］（p.1054）。 

　　综上所述，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时刻，中央财经小组得以恢复设立。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支持配合下，中央财经小组作为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中枢”机构，全面参与国民经济调整，主持制定《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为实现“最关紧要”的国民经济调整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写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篇章。 

　　［ 参 引 文 献 ］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2］《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9页。 

　　［3］《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 

　　［4］《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206页。 

　　［6］《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8页。 

　　［7］《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2页。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00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11］《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12］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3］《邓力群自述》，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6页。 

　　［14］《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1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374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7页。 

　　［19］《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20］中央档案馆编：《周恩来手迹选》第5卷，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2页。 

　　［2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 

　　［24］《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2页。 

　　［2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37页。 

　　［2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3~1054页。 

　　［作者简介］张博，政治学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100091。 

　　［责任编辑：杨文利、周　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