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经济改革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使改革获得成功，这是世界公认的。中国金融改革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支持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金融的改革是与整体改革的路径选择相关的，因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在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背景中形成的现存金融体制，既留存着1978年市场化改革之前旧体制的某些特点，又受到改革推动者所设计的金融体制目标模式和金融体制变革路径的影响。从国家整体来说，渐进式改革基本上保持了政府在推进改革中的控制力，使体制转轨能够比较平稳地衔接，既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的成本与那些采取“休克疗法”激进式改革的国家相比，还是比较小的。因此，未来的中国金融改革仍然必须坚持渐进的思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4年是第一阶段，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以市场经济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改革重点是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入手，放权让利，调动生产经营者积极性；1984－1991年是第二阶段，体制改革目标发展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又进一步演进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改革重点从微观经营机制深化到资源配置制度；1992年开始至今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1994年后又构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开始了按现代企业制度塑造市场主体的制度建设。

　　毋庸讳言，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政策的制定这并没有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也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首尾一贯的改革策略，许多改革举措都是伴随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提供的机会临时制定的。中国金融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通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总结出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对应，总体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金融改革也是从放权让利入手的。这期间，金融部门为实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目标做了组织准备。先是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的依附地位独立出来，1979年2月再次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1979年3月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并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改为直属机构，在1983年又改为国务院直属经济实体。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接管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此，形成了由中央银行领导的利益相对独立的四大金融主体。此后许多其他金融机构也相继成立。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1年成立中国投资银行，1984年分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1981年到1984年底全国共建立了13个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管理体制也开始向传统信贷管理体制挑战。这一阶段，金融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主要是为经济改革服务。

　　第二阶段：1984－1992年。为适应经济领域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改革目标，金融体制的改革一方面继续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为进一步调控商业银行提供组织准备；另一方面着手塑造金融企业，包括继续改革体制内金融部门的信贷管理体制，在体制外增设金融机构，开放资本市场。全国有5000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几千家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1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大部分都在这段时期涌现。中国农业银行率先实行全系统的承包经营制，中国工商银行在一些城市进行了若干商业化试点，但这些改革尝试最后都不十分成功。从政府的意图看，虽然力图将国有商业银行塑造成一个风险、利益对称的利益主体，却不能不受社会目标的牵制。这具体体现在这段时期仍将银行定位在“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承担经济调控职能，进行企业管理”上。虽然后来又提出银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但专业银行事实上仍负有宏观调控的职能。而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经济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在“体制内”深入，针对企业附属于政府、缺乏经营自主权的状况，对国有企业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从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到推行承包经营制，重新确立了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政府在资源配置制度方面做了两项调整：（1）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的相对份额。由国家计委负责调拨的重要物资和商品分别由256种、65种减少到19种、20种。（2）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行政法规，包括产品销售权、定价权、要素选购权、工资奖金分配权。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一部分信贷资金被企业“变通”为“税款”。原本想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机制，划清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收入界限，最后演变成财政收入与信贷支出挂钩，企业收入与信贷支出挂钩。“倒逼机制”、“信贷大锅饭”是这段时期中国金融改革滞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