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前者是从经济角度，主要采用人均GDP的指标，针对中国经济实力不强的状况，实行“发展是硬道理”的国策；后者是从社会角度，主要采用Gini系数的指标，根据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现实，实施“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但是，这两大主题似乎总是难以兼顾。改革开放之前，GDP增长缓慢，Gini系数并不大；改革开放后，GDP高速增长，Gini系数不断上升；现在，GDP增长开始放缓，Gini系数已处于高位了。从理论上讲，当市场无力平衡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时，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能够调控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但是，增长职能与分配职能之间存在冲突与协调问题，如何通过财政手段来兼顾增长与不平等？这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目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税收结构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目前还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占比不高。但是，个人所得税事关收入再分配，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我国早在1950年7月政务院公布的《税政实施要则》中就涉及个人所得税，当时定名为“薪给报酬所得税”。但是，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虽然设立了该税种，却一直没有开征，直到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才开始实施。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免征额定为3500元，但分配不公问题仍未解决。
国外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起步较早。Kuznets最早提出了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严重的不平等将引起更多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会伤害增长。Bandyopadhyay和Basu发现，通过对职业选择的影响，人力资本的最初配置决定长期的收入分配和增长，熟练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知识外溢的阻碍程度以及再分配力度决定增长与不平等的稳态均衡，技术密集、知识外溢阻碍较小以及再分配力度大是发达国家的特征，增长与不平等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增长与不平等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特征与发达国家相反。Fiaschi发现增长与劳动（资本）税率正（负）相关，劳动（资本）税率与不平等负（正）相关。Jha研究显示，低收入国家（地区）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收入分配恶化的现实出发，不得不执行低水平的直接税政策。Dalgaard等发现传统主流观点只能在一国国内成立，最新的观点只有利用跨国数据才有可能成立。
至于财政政策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学者们分别从支出、税收以及综合手段的角度进行了研究。Sylwester认为，收入不平等导致公共教育支出增加，虽然公共教育支出与未来增长正相关，对增长的同期影响却是负向的。Allcott等发现社会补贴没有减少农业GDP，而是与不平等相同的政治与制度因素决定了农村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也显著决定了农业GDP的规模。Scully估计了1960—1990年间美国增长与不平等的替代率以及不平等条件下增长的最大化水平。Garc a Pe?觡alosa和Turnovsky发现，瞄准增长的政府政策通常导致收入更加不平等，不平等与增长正相关，但是，当不平等依据分配福利标准测量时，效率与公平之间似乎并不冲突。
鉴于增长、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学者回到研究起点，质疑三者关系的前提与基本假定。Dion和Birchfield从跨地区与全球视角，批判性地评论了基于福利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得出的再分配与收入反向相关的论断，结果显示个人水平上的收入不能系统解释欠发达国家和高度不平等社会的再分配诉求。D az发现不平等通过政府支出来影响经济增长，政治不稳定对增长有害，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国内对增长与不平等取舍的两难困境以及财政兼顾激励的研究起步较晚。陆铭等实证分析了不平等、投资、教育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平等对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面影响，而增长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尹恒等发现，随着税率的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当政治均衡时，不平等越严重，实际资本税率越高，不平等与增长呈现为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刘穷志提出了财政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均衡激励思路。贺大兴和姚洋认为中性政府在社会公平环境下能有效促进增长，认为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可能演变为社会壁垒，将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增长失去社会基础。
上述研究尚未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在市场失效之处，为什么政府作用同样不佳？这是财政政策难以操作，还是政府本来就无能为力？二是中国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干预是否已经到位？如果没有到位，问题出在哪里？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增长、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得到的主要结果是：在一个政府对个人征税和补贴教育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影响不平等、进而影响增长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富人征税而补贴穷人，二是向穷人征税而补贴富人；个人所得税率累进程度高，是向富人征税而向穷人补贴，其结果是使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教育发展，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从而促进增长，反之则相反。
进而采用199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误差分量二阶段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发现：增长与不平等负相关；税收与不平等正相关，表明向穷人征税多，收入不平等扩大；税收与补贴同时对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综上，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加大对富人征税力度，扭转收入不平等恶化趋势。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设计不合理，富人的税负总体低于穷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情况不断加剧，恶化了收入分配环境。2011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制度做了较大的调整，这标志着税制设计改革迈出了新步伐，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第二，加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特别是教育补贴力度，以便能够显著地促进教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目前对贫困人口的补贴力度不是大了，而是补贴力度不够，必须要花大力气改变这种局面。中国近年来一再提高贫困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创造社会公平环境，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经济增长离不开社会公平环境，而收入差距合理则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正在侵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必须从制度上创立社会公平环境。当税收大多征于富人，补贴多给予穷人时，收入不平等将逐步减少，经济长期增长才能够持续。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文齐摘）
《经济研究》2012年12期，（19000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