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

　　从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的“三农”问题大致可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分为前后两个80年，在1921年以前的80年里，“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依靠农民自己、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三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处境愈加悲惨。这80年的事实证明，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农民阶级本身，都不能解决“三农”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的80多年，中国共产党用28年的时间领导农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农民获得翻身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致力于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资源短缺，使得中国工业化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50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三农”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成为20世纪留给新世纪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两个80年的历史，就“三农”问题来说，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特别在今天，我们能不能再用50年左右的时间来基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将成为中国能否如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因素。

　　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即现代化未实现前)，农民都是一个弱势、获益最低、被改造的阶层：(1)为工业化积累资金；(2)农业收益比其他产业低，农民生活水平最低；(3)农民是被改造对象，即从数量上看，逐渐被转移(即消灭)、被改造；(4)社会地位最低：城市领导乡村，现代经济领导农业经济。

　　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变化最大的阶层是农民。只有农民摆脱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成为现代产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化”，才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一）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包袱沉重

　　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面临着比欧美国家更多的困难。中国在1840年开展工业化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这不仅指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很高，不仅指依靠庞大的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手工业，养育着庞大的人口；还指在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稳定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大国。

　　上述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在1840年遭遇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资金的积聚，更不用说从外部掠取资源了；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又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强大，其出于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需要，都必然将人口庞大、但又非常分散的农民作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纯贡献者，并且很容易将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如果这个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很强，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强化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加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似乎注定成为资源净流出者。

　　（二）农村资金短缺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原本就落后的农村，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等方面需要大量投资；同时，国家也按照现代政府职责和功能要求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对其布置大量工作，这无疑增加了乡村地方政府的人员和开支，如果农村经济没有较大的发展，仍然以传统的农业为主，那么乡村基层政府的开支就成为农民不堪负累的沉重负担。最近10多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收效甚微，主要是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承担了太多的职能，这种职能固然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因为不可能再回到农业文明时期的无为而治或乡绅治理，但是它的经济基础却基本上是传统的农业，经济效益很低，剩余有限，不足以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这样。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乡政府的开支主要是来自乡镇企业，如果主要靠农业支撑，肯定不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两难选择：要么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乡政府将不能有效履行上级政府交办的工作（包括教育和基础设施）；要么保证乡政府能够有效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但是农民负担太重。因此，要避免两难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国家拿出钱来补贴乡村基层政府和组织，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当然，前提是必须实现乡村的“精兵简政”。但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是否愿意拿出钱以及拿出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水平是否达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三）中国农业效益太低，决定农业人口和资金必然要向外转移

　　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总数的2﹒1%（如果包括产前、产后部门则为2﹒5%），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与其创造的经济价值基本一致。而中国，农业实际从业人员达3﹒5亿人，占全社会总劳动力50%，而农业增加值仅占整个gdp的17%；农业劳均经济增加值为3600元，非农产业劳均经济增加值为21000元。[4]由于农业效益太低，逼迫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20世纪末以来，中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产业结构调整更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上述这种重要变化，使得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不可能再遇到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因巨大的需求而迅速发展的机遇，资本少、技术含量低、产品质量差的企业以及在城市里不能生存的能耗高、污染大的乡镇企业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可能。如果说在普遍短缺的时代，农村所具有的土地费用低、劳动力价格低使得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或大企业相比，还具有竞争优势；那么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下，在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产品性能、质量、信誉、售后服务的条件下，创办乡镇企业的门槛越来越高。

　　但是中国农业落后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存在问题很多。一是农业隐蔽性过剩劳动力严重；二是农业开发过度，环境脆弱，大部分地区缺水；三是农业剩余有限，农民是收入最低的阶层，农民缺乏改造农业的资金；四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不仅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较大，就是农业本身的产业化，如农产品深加工、经营市场化、农业科技推广等，也遇到较大障碍。

　　（四）城市化还遇到一些障碍因素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经济落后地区农民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应该说既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结果。但是，由于历史遗留制度、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就业竞争等因素，不仅不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并不欢迎农民落户，而且经济结构调整也使得没有文化和专业技能的农民很难在城市稳定地就业。实际上，国家的户籍制度早就放松，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民工的种种限制甚至歧视，以及许多农民缺乏知识和技能，使得这种农民向非农产业的异地转移，受到较大限制。

　　（五）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有不少事情要做

　　一是在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如何改革和完善。即怎样将具有社会保障作用的承包田稳定下来，使农民愿意对其长期投资，增值归投资者所有。目前，探索的重点是如何在保持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二是怎样保障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供求平衡和渠道畅通。中国农户经营规模的狭小和分散性，以及农民的知识水平，决定了其在市场经济面前处于软弱地位。如何降低农民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的重大问题，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建立供销合作社起到现在，已经有了70年的历史。目前，应该重点探索从家庭经营外部来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以促进家庭农业的合作与联合。具体说，一是如何发展以企业为主导的基地组织化，亦即所谓“公司＋农户”模式；二是如何发展以流通环节为纽带的销售组织，例如“订单农业”和“拍卖农业”依托的中介组织；三是如何发展以产品为纽带的合作组织，即建立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

　　三是怎样规范乡村财政和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一是农业税，二是各种收费和摊派。负担过重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行政开支过大，二是农村现代化建设也确实需要资金，如教育、卫生、道路、能源等公共开支和基础建设等。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农村成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成为收入最低阶层，政府是否应该改变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如：减免农业税，或将其划归农村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国家从财政上支持农村教育经费(中央政府统筹统支)；又如现在实行的农村能源改造，由中央政府出钱。

　　在过去的50多年里，农村和农民承担了支持工业化和改革的许多成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应当反哺农民和支持农村。同时，农民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变动最大的阶层，也是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国家应该尽量减轻其负担，减少其转变身份、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过程中的障碍。总之，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主要是如何解决上述难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具有科学理论和知识；既需要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也需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既需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能因此忽视其在现代化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共性，蔑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五、“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