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广大村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型。这一系列转型是在近代以来我国村落演变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其背后，更呈现着新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独特历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要完成现代化，国家建构对村落的影响不仅是根本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村落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国家建构的一个结果。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村落转型的内在逻辑，既可以加深对我国已有农村政策的理解，更可以审慎地展望乡村治理的未来。

　　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渊源

　　现代国家建构主要有两大理论渊源，其一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其二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蒂利。在吉登斯的分析中，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民族国家权力从以往暴力的明显使用转变为行政权力的普遍运用，打破了原有地方性社区的界限，形成了对人的全面规管。因此，政治机构的延伸，政治权力的扩张，行政管理范围的史无前例，政治整合社会的强化趋势，都是现代国家的关键面向。而在蒂利的分析中，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两个不同步的阶段：“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分化、官僚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并同时不断扩大财源；“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欧洲国家的国家形成普遍先于民族形成。尽管二者在起点上存在时差，但最终会交织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支撑起现代国家的最终形成。

　　现代国家建设理论所阐释的问题一方面具有普遍性，但另一方面主要是立足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因而在适用于中国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国很早就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拥有发达的针对社会治理的官僚系统；其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对的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农业社会。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在赶超的压力下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完成国家权力的集中、国家机构的延伸和规则的普遍适用，更要完成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改造，进而有效提取现代化建设的各种资源。同时，当现代国家建构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国家权力对社会又会采取新的治理对策，帮助社会获得发展，从而获得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有机统一。这尤其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国家与村落关系上。

　  自足性传统村落的解体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在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存在着两类治理区域：一类是以村落为主要构成单位的乡村，一类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城镇。但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以农立国，国家的治理基础却在乡村。传统的正式国家机构只延伸到县，县以下则主要是乡绅为主的宗法治理。在村落内部，基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相对自足的社会系统，而村落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整个国家从外部通过文化符号整合村落，从内部则通过征兵、征粮、科举和诉讼等渠道保持着与村落的简单沟通。但总体上看，国家对村落的日常介入相对较少，国家权力对村落的直接治理和规范也相对薄弱。村落由此具备一定的自主性，主要基于自身的系统解决其面临的公共问题。

　　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我国的中央集权体系逐渐瓦解，乡村社会的发展由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这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必须进行现代国家的有效建构，村落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日常范畴。从短暂的清末立宪，到民国时期的各种国家建构举措，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对村落的改造。但各种政权在向乡村进行机构延伸的同时，客观上只带来对乡村的榨取和破坏，最终带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只实现了机构的延伸却没有实现规则和效能的现代转型。因此，早期国家建构的客观后果是对村落造成了深度破坏，由此带来村落的解体。这对我国后来的村落转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