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时代；海外中国研究；华侨华人；侨务工作

　　海外学界华侨华人研究由来已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孔飞力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考察了中国五百年移民史，详尽剖析了华侨华人与侨居地民众之间的动态调适。华人学者王赓武教授以东南亚华人为中心，以离散理论为视角考察了华人在东南亚的生存与发展。亦有海外学者围绕欧洲、美洲等地的海外华侨华人历史及其生存现状展开研究，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随着华侨华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受到广泛关注，海外学者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双向互动中，考察中国侨务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侨务工作呈现出更为注重涵养侨务资源、培育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新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的重要论述，强调“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此后，“通过机构改革的系统性重塑，进一步落实了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有效整合了侨务资源，激发了涉侨部门内生动力，形成了上下协同、前后协作、内外协调的大侨务工作格局”。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基于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创新性发展和海外侨胞在中国国际战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研究热情显著提高。本文拟系统梳理与评介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代表性文献，从“他者”的视角理解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发展变化，客观认识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性，为讲好中国故事、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提供等学理支持。

　　作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海外华侨华人有效推动了中国和侨居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民间公共外交的作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实现了系统性重塑，侨务工作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一）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侨民群体

　　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出国留学深造或进行商务投资的新移民数量持续增长。至2023年4月，“海外侨胞总数逾6000万，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同传统的中国移民相比，新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经济和科技实力更为雄厚，在迁入地的选择上也更加多元。2020—2022年，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中涉及华侨华人的部分，为了解和评估当前中国的侨情现状提供了数据支持。

　　2021年5月，美国公布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华裔约有427.2万人（不含非法居留者和相当数量持有美国绿卡的华人）”。“在所有美国华侨华人中，75%是美国公民”。6月，澳大利亚公布当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侨华人有1390639人”，“华人是澳大利亚的第五大族裔，占总人口的5.47%”。截至2021年12月，在英国和法国的华侨华人总数均约为70万人，分别占该国总人口的1%和1.03%。2022年10月加拿大发布人口统计结果，华侨华人约170万人，占总人口的4.7%。与欧美国家相比，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总数和占比相对较高。2020年9月，印度尼西亚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为270203917人”，通常认为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占总人口的3%—5%，据此推算该国华侨华人约为811万—1351万人。2020年，“马来西亚人口为3245万人，其中华裔马来西亚公民占23.2%”。2021年6月，新加坡公布人口普查结果，“总人口为545.4万，其中华族占75.9%”。2021年底，“在韩中国人总数为858747人”，占该国总人口比例为1.66%；“在日中国人有77.10万人”，占该国总人口比例为0.61%。总体而言，当前华侨华人的分布范围很广，主要聚居在东南亚国家，欧美等发达国家中的新移民群体正逐步扩大。

　　基于我国移民史和当前中国移民的数量，海外华侨华人对侨居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当前海外学界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华侨华人以及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原因。

　　21世纪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迁徙、寓居以及由此形成的移民网络逐渐成为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随着“逐梦留根”成为21世纪以来在中国人跨国流动进程中形成的常态，华侨华人逐渐将中国与侨居地动态联系起来，推动了两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海外华商投资所占外资的比例一直在60%—70%之间”。此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科技事业和社会公益方面也贡献巨大，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就是在李政道等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建议下推动建设的。在公益事业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赠国内公益事业的资金总额已达700亿元人民币”。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陈雪莉（即陈佩珊）所言，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背后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重要纽带。

　　在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同时，海外华侨华人也有效促进了侨居地的发展。美国经济学人智库所做的研究报告显示，早在1865—1869年，就有超过2万名中国工人参与修建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工程，占项目建设劳动力的90%。截至2017年，华裔美国人在当地开设了超过16万家企业，创造了约2400亿美元的收入，并提供了130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德国哥廷根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简·普里贝和韩国高丽大学的罗伯特·鲁道夫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证明，华侨华人在侨居地总人口中的占比越高，该地经济长期增长的态势越明显。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的尼古拉·米利洛维奇也认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的存在使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经济联系，华商是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贸易伙伴的重要原因。

　　总之，海外华侨华人赋予了中国及其侨居地全新的经济要素，增强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动态联系，有效推动了两地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影响力的扩大，海外华侨华人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际移民流动趋势的变化，有海外学者提出，人口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常态，“移民”和“非移民”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世界移民普遍进入“流动的时代”，华侨华人不再确认某国或某地为其唯一迁居地，而是不间断地进行跨国迁移和跨区域流动，呈现出从“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到“逐梦留根”的演变趋势。于是，如何维系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保持其与中国的情感联系，正逐渐成为中国制定侨务政策、开展侨务工作的现实考量。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提出：“希望侨务战线的同志们坚持胸怀全局、坚持为侨服务、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最大限度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指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这些重要论述为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紧紧围绕“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推动中国侨务工作发生历史性变革。正如韩国全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金惠莲等所言，中国已经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侨务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系，为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机制保障。

　　总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国的持续推进，中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得到了系统性重塑。这些变革和成就是当前海外学界关注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动因。

　　王赓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务政策正逐渐成为一项全新的政策领域，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发挥着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中国事务的重要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发生了深刻转变，渐次形成了“大侨务”的工作格局。在海外学者看来，这些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新时代中国侨务政策的调整，原有侨务机构设置已不再适应现有的形势。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以下简称中央统战部）。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牌子。调整后，中央统战部在侨务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领导海外统战工作，管理侨务行政事务，负责拟订侨务工作政策和规划，调查研究国内外侨情和侨务工作情况，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涉侨工作，联系香港、澳门和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指导推动涉侨宣传、文化交流和华文教育工作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海外华人华侨社团联谊等职责划归中国侨联行使，发挥中国侨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桥梁纽带作用。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海外学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刘佳琪认为，新时代中国推进侨务机构改革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为了适应中国侨务政策的发展变化；二是为了提升侨务工作的灵活性、避免各部门间的资源浪费。此次机构改革中，中央统战部和中国侨联分别承担起了推进“海外统一战线”和“侨务公共外交”的职能，成为侨务工作的实际执行机构。丹麦奥胡斯大学教授梅特·图诺（以下称为朱梅）分析了中国推进侨务机构改革的成效。她认为，通过制定积极灵活的侨务政策、推进侨务工作，中国政府在不挑战他国主权、不引发他国政府担忧的前提下，领导和管理侨务工作，创造了侨民管理的新模式。德国科隆大学博士卡斯滕·舍费尔则发现，新时代中国在侨务工作中建立了特邀反馈机制：受邀请的海外华侨华人可以就中国侨务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奥地利华侨华人联谊会主席在中国侨联中担任海外委员，他曾向有关部门建议为外籍华人提供“绿卡”。这种民间与官方的双向互动机制为中国制定科学的政策提供了帮助。正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刘宏和埃尔斯·范东根（即彤丽思）所言，中国在新侨务运行模式中已经对侨民管理的跨国逻辑作出了回应：海外华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够在与中国政府的主动合作中受益的行动者。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积极评价新时代以来中国侨务机构改革，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重塑了中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在加强与侨民联系的同时又有效避免了侨居地政府的担忧，体现了科学性、制度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进入新时代，侨务工作重要性日益凸显，涉侨政策法规体系逐渐成熟。目前，海外学界对中国侨务政策法规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涉海外华侨华人的政策法规，对归侨侨眷政策的关注比较少。

　　海外学界重点关注以下两类新时代中国涉侨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一是涉侨出入境条例和居留条例。美国宾州布鲁姆斯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盛指出，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等法规政策为海外华侨华人到中国发展提供了便利，赢得了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刘宏等学者进一步剖析了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为引进海外人才制定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为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发展提供了签证、出境入境、居留等方面的便利。二是涉侨投资政策法规。新加坡安盛律师事务所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凯章指出，2024年11月，修订后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印发，进一步拓宽了外资投资证券市场渠道，缩短了外国投资者战略投资的锁定期。这些措施为包括海外华商在内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政策便利。与关涉海外引资引智的侨务政策法规相比，新时代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归侨侨眷政策法规的关注较少。金惠莲等认为，得益于中国政府积极的侨胞归国政策，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留学生选择回到中国。通过制定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归侨侨眷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些政策利好为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加强其对中国的向心力提供了帮助。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了新时代中国在制定涉侨政策法规中付出的努力，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结构性分析挖掘了背后的现实动因及其长期影响。

　　进入新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在中国公共事务处理中的广泛运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正不断提高，侨务工作亦在实践中大量使用了数字化治理技术。海外学者以此为视角展开了探讨。

　　海外学者发现，数字技术的运用在提高政府处理侨民事务效率的同时亦对其国家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者余海清等发现，移民通常会把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带到迁入地。譬如，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中的许多第一代移民主要依靠微信与在中国的亲友以及华人社区成员进行交流、获取中文新闻和信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张本泽丰等也指出，微信已成为美国华侨华人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技术正逐渐成为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依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肯德里克·陈和克里斯·奥尔登指出，中国政府运用海外互联网网站成功向海外华侨华人传播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一条面向海外侨民的“数字统一战线”，在与侨民的互动中赢得了他们的认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和丹麦的朱梅以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微信与海外侨民沟通的例子来反映中国侨务工作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他们认为，借助微信这一数字化软件，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成功地传播了指导方针、相关信息和新闻动态，使数字化工作方式普及到了旅意华侨。还有海外学者以中国侨乡的侨务治理为中心考察了新时代侨务工作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例如，朱梅在与《哥本哈根邮报》记者王怡雯合写的文章中，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个案探讨了中国侨务工作的数字化模式。她们发现，青田县运用“警侨通”“侨海通”等数字政务平台，依靠当地华人组织+数字技术建立了数字化的工作网络，大大提高了涉侨行政工作效率。

　　总之，海外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集成式数字政务系统和即时通信软件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侨务工作中的运用，有效地提高了中国涉侨服务的工作效率，深刻地影响了海外华侨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以来中国侨务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综合考察，主要从数字技术时代侨务文化宣传、侨务公共外交以及海外华裔新生代华文教育三个方面回顾了中国的侨务工作。

　　（一）对数字技术时代侨务文化宣传的研究

　　进入21世纪，社交网站和即时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际移民与亲友的联系具有互动性和即时性的全新特征。丁盛指出，在日益重视国家“软实力”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提升宣传内容的精准性、组织国际中文媒体活动、建设中文传播平台等方式实现了中文传播的“在地化”，有效建构了华侨华人的共同价值观。这本质上是一种宣传上的“国家在场”。因此，许多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的数字化侨务文化宣传展开了深入研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叶宋曼瑛和博士尹航发现，新西兰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天维网“国际新闻”栏目的内容主要来自新华社、中国新闻网等网站。借助互联网技术，新西兰华侨华人得以生活在“网络中国”中。肯德里克·陈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他们运用HNA技术追溯中国移民经常浏览的网站，大多是中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或中国新闻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研究表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提高了宣传的质量和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侨务文化宣传的工作并不完全依靠中国的主流新闻网站，有关部门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软件。法国巴黎东大学的黄钊·亚历山大（即黄钊）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王锐发现，进入新时代，借助推特这一社交平台，中国外交部门通过转发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宣传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以便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以来中国借助信息技术开展侨务文化宣传及其效果给予积极评价。他们普遍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大幅度提高了宣传效率，使侨务文化宣传在内容的即时性与丰富性上实现了突破。

　　（二）对侨务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

　　作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对外展示自身形象、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1年10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侨务公共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获得了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海外学者认为，通过密切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加强中外经贸合作等方式，新时代侨务公共外交取得了新进展。刘佳琪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国家“软实力”建设，华侨华人在“海外统一战线”和“侨务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刘宏则认为，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积极的政策驱动下，侨务部门通过密切联系华侨华人组织、促进技术和文化交流、支持海外华人社区发展等方式提升了中国的形象。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妮弗·布林克霍夫所言，侨务公共外交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出积极贡献，譬如，华侨华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建立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商业网络，无处不在的中餐馆也很好地传播了中华文化。这些举措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推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还有学者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华人企业和华人协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暨南大学学者任娜和新加坡学者刘宏发现，东南亚的华人商会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就致力于通过建立或更新跨国网络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从中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有赖于东南亚华商的历史资本和现实媒介作用，并进一步催生了新的跨国经济结构。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的观察基本符合当前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侨务部门将侨务工作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华侨华人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树立积极正面中国形象等方面的桥梁作用。

　　海外华文教育作为海外侨胞自主创办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事业，被誉为华侨华人社会的“留根工程”“希望工程”“民生工程”。从功能作用上看，海外华文学校既是华裔新生代接受华文教育的学校场域，又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郭世宝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海外华人呈现出流动性、多样性与连接性之全新特征。于是，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海外华裔新生代如何参与跨国实践、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华裔新生代接受以华文学校为途径的华语文化传承教育有助于保持其文化身份。卡斯滕·舍费尔认为，华文教育在海外华裔新生代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经过调研后发现，目前，奥地利7所中文学校都曾向中国有关部门寻求师资和教材上的帮助。与此相一致，加强中国人的根基和爱国主义教育是这些中文学校的主要目标。正如泰国格乐大学学者江雯霞等所言，中国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海外华文教育工作。每年，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都会被派到国外开展华文教育工作。这些华文教学课程资源在丰富课程内容、提高课程质量的同时，也将中国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

　　海外学者总体认为，进入新时代，中国侨务部门为海外华文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线上教学等华文教育新形式涌现，提供相关优质课程资源是中国侨务部门推动的结果。

　　当前，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研究视角丰富、方法多元，相关研究成果反映了海外学者独特的学术旨趣和思维特色，为国内学界开展侨务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部分海外学者的研究中亦存在着局限之处，需要我们仔细甄别并作出回应。

　　（一）海外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外学界围绕中国侨务工作展开了集中探讨，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途径上，宏观叙事与微观个案考察相结合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研究既有侨务机构改革、侨务工作模式数字化转型、侨务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等宏观层面的议题，也有围绕数字化侨务文化宣传、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生活等研究主题开展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微观个案考察研究。相关研究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侨务工作的前沿动态提供了鲜活素材，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研究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方法上，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范式并重 进入新时代，海外学界主要运用了区域国别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分析中国政府文献和具有主流媒体背景的新闻报道来揭示中国侨务工作之独特性与复杂性。近年来，海外文献中也出现了许多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研究范式开展中国侨务工作研究的成果。此种研究方法以各学科的独特理论为支撑，尝试从中国侨务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和侨务工作实践案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理论观点或行为范式。此外，亦有海外学者以历史政治学、文化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来分析中国侨务工作，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作者构成上，学术背景多样化、跨国科研合作有所增加 从作者群体看，关注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既有来自知名海外中国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也有来自非传统中国研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作者并不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他们之所以关注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是因为其之前研究领域中的中国元素正不断增加。这一变化趋势推动了他们在新时代后更多地将自己的研究专长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研究动因凸显了当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与此同时，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海外学者与具有中国背景学者的合作研究成果正日益增多。这种跨国、跨地域、跨学科、跨文化的科研合作有助于海外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制定侨务政策、开展侨务工作中的内在逻辑，弥补其不足之处。

　　观点倾向上，认同支持与意识形态的“立场预设”共存 大部分海外学者积极评价中国侨务工作，认为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并对未来中国以侨务工作为媒介开展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应当注意，一些海外学术机构或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受传统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之影响，在开展具体研究时难以摆脱“立场预设”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侨务工作的政治属性，片面解读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这种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色彩的研究，亟须中国学者以客观真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学术成果予以驳斥和澄清。

　　（二）海外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研究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近年来，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研究正逐渐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传统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拓展，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既具有传统散居华人研究的学科特色，又充分融合吸收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出研究进路多样化之特点。总体而言，海外学者能够积极评价中国在新时代侨务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肯定新时代中国在侨务工作各个领域做出的努力。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为理解、把握中国在新时代侨务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及其历史性贡献提供了多元视角和独特的研究路径。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部分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以来中国推进侨务工作的实践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误判。譬如，有的海外文献在立意之初就存在着“立场预设”的意识形态偏见；一些海外学者选择性忽视中国推进侨务机构改革的正面意义，污名化中国侨务工作；部分海外学者虽然在总体上积极评价新时代中国在侨务工作中的改革措施及其成就，但往往将其与“中国威胁论”捆绑。因此，国内学界仍需对海外学者的研究秉持应有的警惕和鉴别力。

　　新时代新征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作用。为了回应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侨务工作的歪曲与误读，国内学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推进侨务理论研究与侨务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既要以通俗易懂的科学道理向世界讲好中国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又要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二是加强对国内学者的支持和引导，增加中外学术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积极鼓励国内学者就中国侨务工作在国际上发声，坚持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另一方面，要以学术会议为契机联系和巩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外专家，以交流互鉴打破海外学界对中国侨务工作的认知误区。三是创新对外叙事话语体系，努力提高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时因势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结合历史与现实讲好华侨华人的故事，从而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营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