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围绕美国东亚研究的现状与变化，对被誉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罗威廉教授的专访。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67年获得美国维思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英文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以来一直执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现任John & Diane Cooke中国史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美国《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

　　他的专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翔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国没有形成成熟的城市共同体”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上述第二本著作还荣获1989—1990年度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Best Book on Non-North American Urban History），并引发了中国研究关于“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激烈争论。

　　中国史研究应强调中国本上的变化

　　记者：您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然而，“社会”和“近代”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内容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十分宽泛——包含几个世纪的文化、思想、经济、政治、历史等。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和如此广的研究领域中，请问您如何找到时间和主题上的切入点与彼此之间的联系？您能概括一下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吗？

　　罗威廉：我大部分的著作都是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借用欧洲史中的一个术语，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m)。在这里，我所指的“近代早期”始于16世纪中叶农业、商业以及长距离的境内贸易集约化阶段，终于1895年马关条约后中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因此，我的划分方法与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将鸦片战争前划分为“前近代”中国、之后则划分为“近代”中国的做法不一致，这两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我不赞成过分强调来自西方的影响。西方的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的这种划分也避开了以朝代变更为分界点的做法。这段历史还有很多其他重要方面，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巨大的地域间人口流动和因军事占领导致的人口流动、边疆地区和中心地区的新移民、对资源的严重争夺以及商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慈善机构等强大而又形式多样的地方性组织的建立。

　　对美国学者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此前，费正清及其哈佛学生们的研究方向是强调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应，这种路径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具有压倒的地位；而其他很多方面，特别是中国本土历史的变化进程部被忽视甚至被否认。法国历史期刊《年鉴》(Annales)强调一种名为“社会历史革命”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早已被用于对欧洲史和美国史的研究。这无疑给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以新的启发。当时，当时，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强调中国史中“社会经济”这一主题，而且美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接触这方面的研究著述。台湾清史档案也开始向外国学者开放，为其研究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有效的一手材料。此外，中国各级档案的进一步公开，使得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变得更可行、更活跃，也越来越有意思。

　　谈到对自己的定位，我依然认为自己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史学家”，我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十分感兴趣。但是我也对这一结构层次下的经济结构、官僚机构以及文人在社会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文化态度，还有其他一些被排斥在“社会史”范畴以外的方面感兴趣。

　　麻城：集中反映了中华帝国末期暴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