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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民族精神 保障国家安全
发布时间: 2011-04-15    作者:本报记者 陈静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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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

  1992年,金一南写成22万字的《装甲战》一书。可惜,这本书稿送到出版社,历经种种变故,最后被编辑弄丢。他的另一篇描述、评价新军事变革的稿子《蓝色挑战》送到报社,这家报纸编辑嫌他当时名气太小,在其前面冠了另外一个学者的名字,名字排在第二不说,还把名字印错了……

  “两会”期间,当记者问起当年被人弄丢书稿的遭遇,金一南仍然“心痛不已”。他说,这件事直接促使他下决心学习使用电脑。

  发展别忘了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研究国家安全的学者,您怎样看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金一南:我国对于发展的标准很多,但对安全筹划没有明确的东西,安全标准欠缺。当前存在一种现象:各级干部说起发展来头头是道,讲起安全却捉襟见肘。怎样建立一个合理的国家发展的安全机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虽然若干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发展指标无法取代安全指标。因为发展本身也会带来大量新的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急行军带来许多问题,一些人跟不上队伍掉下来,另一些人从中心被甩到边缘。过去大家都一样,现在大不一样。差异产生矛盾,矛盾引发冲突,冲突导致危机。虽然现代社会比过去发达得多,但危机点也比过去多。怎样形成综合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安全的问题。不可持续、急功近利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家不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费开支历来都是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近日,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军费即使在今后几年保持百分之十几增长,也未脱离补偿性投入。

   金一南:军费涉及发展和安全的问题,为了维护安全就要发展。地方效益和军队效益追求不同,地方效益讲究投入产出,军队则是力求保障国家安全。我国今年国防投入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超过900亿美元,对过去来说这是非常大的数字。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讲过,到21世纪我们的军费发展到100亿美元,就能通过发展装备来提升战斗力。今天我们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别人对我们军费增长的质疑很多。我反复跟别人说,中国的国防投入目前依然是恢复性增长。我国领土大、人口多、周边形势非常复杂。我们与十几个国家接壤,与这些国家大多有领土争端,隔海相望的7个国家还有海洋权益争端。美国的安全环境就比较好,它只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接壤,这两个国家国力比较弱,边界问题早已解决,没有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

  虽然我们有230万武装力量的军事规模,但远程机动能力并不强。我们的主要特点是驻守。国际上对国防建设有一个基本测算: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人均低于5000美元,基本上不可能通过改善装备提升战斗力。日本自卫队人均13万美元左右,美军更高达20万美元以上。而我国长期以来,军队建设徘徊在军费人均5000美元以下的低水平状态,虽然在2000年突破了这个瓶颈,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评价,和平年代军队官僚化严重,出现一些人浮于事的现象。对此您如何看?

  金一南:这涉及军事体制变革和调整问题,又名军民融合式发展。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凡是地方能够承担的工作不要让军队来做;凡是地方能够培养的人才、通用的人才,军队没有必要单独设立同类型院校;凡是地方能做的工作,军队没必要单独列编制增加战士和职工,可以聘用地方同志来做。这是军事变革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军队还是要把精力放到实战训练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模式近几年备受关注,您对之如何看?反映到我国的军事战略问题上,特征是什么?

  金一南:我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什么叫模式?即要有某种特定的规范,这种规范形成一定的内在标准,这个标准还要有人效仿。拿这些标准来衡量,充其量只能说中国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而不能说已经形成。尤其这个模式最初还是被有的西方人提出来、我们今天也并不承认的所谓“北京共识”。金融危机后,我们的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觉得中国一枝独秀,帮了一些陷入金融危机国家的忙,中国模式好像呼之欲出。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让我们的发展被别人认同、让别人效仿,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需要从硬件到软件的提升。

  中国发展要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的军事变革也要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道路,不可能直接源于美军的新军事革命。我们说中国特色,但不好说中国模式,我军的根本职能和任务同美军不同,它是全球部署,到处扩张。我们是防御,保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等基本利益。

  民族精神:养育中不断升华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百年是今年的两件大事。您曾说过,民族精神是对民族观念意识的高度凝练,国家安全是对民族生存质量的基本评佑,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但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中国近代史,您认为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提升民族精神从而保障国家安全?

  金一南: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三个“力”—经济力、国防力和民族凝聚力,三力并举,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要发展经济,还要有强大的国防和坚强的民族凝聚力,这才是国家安全的标准。如果前两者是外在的、物质的,民族凝聚力就是内在的、精神的。一个民族不仅要富裕起来,还要思索一些终极问题。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除了通过讨论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其他的发展路径,其中民族精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举个例子:所有加入美国国籍的人第一特征不是本民族特征。当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时,誓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守上帝之下的一个美国,永不分裂,然后才是信奉对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必须维护统一的强大的美国。有些在美国的中国人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因为移民局官员往往要问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一旦中美开战,你站在哪一边?美国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力图改变你的东西而形成它的东西。不仅是忠于什么意识形态,而是忠于一个国家,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提醒。

  现在我们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认为世界大同了,全球化了,还有什么必要搞单一民族,国家主权是否是过时的概念。戈尔巴乔夫就有这样的设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苏联的利益。苏联垮台后,他才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呼吁全人类的利益。美国首先还是讲美国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精神与国家发展的过程有怎样的关联?

  金一南: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民族精神可能得到不断养育,也可能遭到不断破坏。我国的民族精神是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1840年,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什么叫民族精神。鸦片战争失败了,谁被打败了?皇帝被打败了。割地赔款,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皇帝的款与我何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8年戊戌维新,统治阶层一部分人觉醒;到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觉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整体觉醒。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发展到全新层面,就像国歌中所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国家有难,到了危亡边缘时,大家才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结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才能抵制东西方列强对我们的入侵和肢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个动态过程中,随着老一代人慢慢老去,很多年轻人无法体味那种情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如何养育?

   金一南:民族精神在不断养育,越来越强,但同时也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变弱。大家追求的东西不同。过去那代人为了国家解放、民族独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今天人们为之奋斗的主要是房子、工作和职称。在这种情况下讲民族精神是不是太虚无缥缈?尤其是我们现在出现了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领导与被领导的差距,差距引发对民族精神的弱化、整体认同的弱化。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需要寻找到我们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此建立、呵护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精神家园。否则,未来我们又成了一盘散沙。民族精神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随着国家发展就会越来越强。需要我们不断地呵护它,养育它,不断调整、变化使之适应新的发展。

    1. 金一南:军民融合最终的要求是一场军事变革
    2. 一部散文式的中国革命史诗 —读《苦难辉煌》
    3. 信仰的力量——访《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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