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要正确处理“劳资两利”等“四面八方”的关系，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要求“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18]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政权，维护了最广一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首先，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等各界人士，使之共同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建设新上海、新中国而奋斗。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经济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私营工商企业经营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人民政权的稳固。因此，毛泽东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劳资两利”等“四面八方”的各种关系。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19]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

　　1950年春，上海出现了被毛泽东称为“四月危机”的严重经济困难。其原因，一方面是全国财经统一以后，从抗日战争以来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金融物价趋向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了，投机活动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市场由抢购囤积转变为竞相出售，商品供过于求。由于私营工商业管理混乱，机构臃肿，生产经营存在盲目性，全市许多工厂的产品如棉纱、棉布、面粉卖不出去，资金发生困难，没有钱买原料、发工资，而陷人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刚进城，我们党有些干部对上海情况了解不够，尤其对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不甚摸底，总以为他们底子厚，油水足，因此公债、税收任务重了些。个别干部还有挤垮资本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政策，加剧了矛盾。加上盘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上海口岸武装封锁和对市区战略目标狂轰滥炸，使原本基础薄弱的上海工商业积毒迸发，激化了财政经济的困难，私营工商业纷纷倒闭或者外逃，失业工人人数急剧增加，敌特活动呈现出表面化的趋向。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3、4月间先后召开了由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问题，指出:和资产阶级的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20]强调要克服“左”的倾向，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4月巧日，在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上海的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21]并表示，上海所取的“方针是正确的，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22]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上海迅速扭转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

　　其次，要积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以解决好社会就业问题。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就业结构的调整。由于历史上“租界”的特殊条件，旧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解放时上海的私营商店行号有9.3万户，从业人员20多万。这些私营工商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和行业，例如迷信品工业，投机商业，以放高利贷和买空卖空为目的的金融业等。二是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前一类工商企业在上海解放后，随着社会风气和社会消费需求发生的变化，追求奢侈消费的人群大量减少甚至消失，经营发生了严重困难;后一类也由于社会风气和社会消费需求发生的变化而面临困难。针对诸如此类的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两类不同工商企业的不同处理力、法:“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23]当然，让第一类工商企业停工转业，对社会是会产生一些冲击的，是要产生一些痛苦的，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失业工人的。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展经济事业，巩固人民政权，国家需要对这种情况进行有效的控制，包括控制停工、转业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对第二类工商企业，因为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24]通过扶持和发展私营企业和行业，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上海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工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进行着。据统计，到1952年底，共发放救济米7500多万斤，贷金1.35亿多元;救济失业工人80余万人次，家属140多万人次;同时，解决了失业工人的寒衣和疾病治疗问题，仅是1952年就发出棉衣裤15900件。失业工人就业安置率1950年为14.68%，1951年为93.24%。1952年及以后数年，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基本解决了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通过这些努力，使失业工人得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缓解了一度严重的失业问题。这对增强党和人民政府的凝聚力，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起了重要作用，并为上海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政治基础。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l0月第2版154页。

　　[2]本文所用之统计数据，均见哀志平:《解放初期上海对失业工人的救济和就业安置》，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之《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98年第5期。

　　[3]《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7页。

　　[4][5][6][14][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7、1428、1428、1428页。

　　[7][20][22]《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一24、346、347页。

　　[8]《陈云文选》(1949一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巧页。

　　[9][10][12]《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5、335、333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页。

　　[13[15][16][17][18][21][23][2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74、148、95、74、54、49、61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