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边疆或者疆域的界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和政治过程。疆域的稳定突出地表现为边疆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更是作为维护国家疆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的重要表征，并在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和主权观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场域空间中，由于边疆地区往往处于与中心地区相对的边缘地区，历史上和现实中造就了边疆地区多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和国家主流文化的边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疆更是作为国家间的缓冲带，共同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文化冲击和文化影响。由此，这也使得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边疆地区往往成为民族分离运动、宗教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边疆民族地区不稳定问题也存在引发国内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潜在危险性，以及具有扩大化为国际争端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对边疆地区的稳定问题技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也通过一些相关的政策扶持以及实施特殊的治理模式力图构建边疆稳定的态势。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尤其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国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民族间文化和民族心理差异较大，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又比较复杂，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尤为重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否，决定了建构在中华民族共同认同意识下中国的国土是否能够保持完整和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一、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边疆社会稳定的现状和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研究。除了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民族政策的影响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境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在全球的深入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的影响。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又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置于西部开发与和谐社会、国家化与公民社会建构的大背景下开展研究。

　　从国际层面来探讨边疆民族的社会稳定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到了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从国家内部的层面来思考边疆社会稳定问题：段超、窦效明等学者关注到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由此引发了边疆民族内部、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办的大型工程对地方民族的利益考虑不够等；杨建平提出可以通过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最高利益的内在要求。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的民族政策在当前社会转型下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影响。马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推行的“群体优惠”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把以往中华民族几千年逐步建构起来的文化主义族群观政治化，由于在一定的区域内没有能够真正照顾到少数族群的利益，激起了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以及国家认同意识的弱化，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边疆社会不安定问题的凸显，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亦成为讨论的焦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宗教信仰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宗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它既通过心理调节、行为规范、价值导向、群体整合和社会控制等功能维护社会稳定，也可以通过宗教狂热、排斥异己和政治斗争等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宗教对民族地区具有整合和调适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宗教的滞后性、触发性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也具有制约作用。然而，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及现实的社会过程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决定了边疆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体看来，以上从多个视角、多种方法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现状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暴露了一定的不足。对于当今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特征并没有明晰的认识；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切入，注重动态和整体的文化视角的边疆社会稳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研究也关注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对边疆民族社会稳定的影响，但关于具体的作用机理的研究较为缺乏，而对在全球化、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边疆少数民族心理素质、心理认同、宗教意识等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上述几个问题，具体讨论在当前全新的背景下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特殊性，并对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的策略。

　　二、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基本内涵

　　“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状态。”社会稳定是基于在社会这一层面下社会内部各系统之间平衡状态的达成。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更使得社会稳定的动态稳定观的特性深刻地凸显出来。世界体系建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全球化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且这一市场体系还摆脱了传统经济体制，与社会其他结构间的整合，而成为一个具有主导作用的，并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结构化的力量，对当今世界各国、各社会系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国与国之间、社会系统间都共处于世界大系统下，相互竞争与合作，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更成为常态。从动态稳定论的观点来看当今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正应验了科塞的观点，“社会冲突在开放的具有灵活的社会制度中，内部冲突能够消解紧张和恢复稳定。内部冲突的具体好处是维持群体团结、调适群体规范和重新安排权利平衡。”同时，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的冲突，也同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由此，社会冲突并不总是对社会系统具有巨大的解构力的，相反正是在合理的疏导社会冲突的过程中，使得社会在不同的层面上达成社会稳定。再加之，“社会稳定是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因素，在最抽象的层次是与个人权利(宪法自由)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息传递更为快捷而迅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影响更加深化，由此生存条件、经济条件、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外部因素等等都会对一国或者周边其他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常态的社会冲突，深入的社会影响，更决定了任何国家的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动态稳定，在冲突和调试中达到平衡。

　　对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疆社会稳定也突出地表现出动态性的本质核心。由于在我国边疆地区，历史过程、文化传统、市场能力、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制度安排、政策体系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域主导民族与非主导民族、农村与城市等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而制度环境、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心理调适等之间存在着的非同步性和错位现象较大程度地普遍存在，边疆社会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竞争。对于边疆的主体——边疆民族的需求也是多样而且多层次性的，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的。尽管同处于边疆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民族文化特征、文化和心理需求都有着一定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无论是同为中国的世居民族，还是跨境而居的跨国民族，生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仍存在着差异。尤其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边疆民族社会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现出差异性的变迁态势，边疆社会也成为一个“复数性”的社会。与此同时，各民族间、民族内部各小社会系统间交往的深入，使得各个社会成员对上述状况更加感同身受。边疆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边疆民族的需求也日趋多元。此外，当今社会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势力、宗教文化观念等更趋于多元化的发展，信息沟通的便宜，更加剧了境外的极端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对边疆社会的影响。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经济、文化等层面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的特征，都决定了我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将长期以动态稳定为特征存在下去。

　　由此，我国边疆社会稳定是一种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稳定，是国家、“复数”性的边疆社会和社区社会、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相互调适与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与社会由合而为一的体制向二者适度分离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培育边疆地区及其民族社区的社会，使之发挥协调、沟通、联结、整合国家与民族及族群之间的关系，是现代边疆社会稳定建设的关键。

　　三、全球化背景下边疆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

　　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征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民族心理的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和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路径。对于前者，心理学者往往引入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着重从个体层面分析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物基础，如民族的认知意识、情绪等。对于后者，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多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着重从群体层面分析民族心理产生的社会基础，如特定民族的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的研究也出现了把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相结合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兼顾到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所长，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框架来思考民族心理，由此群体层面的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物基础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决定的。并且强调民族心理的建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而是关涉到生态、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民族心理也不仅仅是建立在群体人格基础之上的，民族内部、构成民族的基础个体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此尽管在研究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的民族心理问题时，仍然要兼顾民族心理建构中个体的能动性问题。个体在建构自我的观念时，实际上包括内部的自我(private self)和外部的自我(public self)两个有机部分，自我的经验与意识，可以是由外力所塑造甚至控制，往往是个体在大庭广众前刻意表现出的形象，这即是外部的自我，而内部的自我往往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的体认。无论是外部自我还是内部自我的建构，都是社会、文化和个体三者共变的结果。由此，民族心理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决定或者生物决定的问题，而是多变量作用的结果。

　　由此反思近年来我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对边疆民族心理特征的研究，或仅关注到了边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或仅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或落入了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研究的泥沼，着重探究民族感觉、知觉、认知等。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然而，由于边疆民族是一个历史和社会事实，边疆民族的形成与建构有其特殊性。边疆民族内部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如若大而化之地把以往民族心理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自我心理动力学决定论”等观点引入边疆民族心理问题讨论中，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能深刻揭示边疆民族心理特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由此，应该从建构边疆民族的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入揭示边疆民族心理的特征，才能为边疆社会稳定提供一个长效的支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