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回顾

　　以往的云南回族研究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建国前为一个阶段;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一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一个阶段。

　　云南回族研究，从非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伴随着云南回族的形成就开始了的。就官方史学来说，元、明、清朝的统治者，为了处理涉及回族的事务或是为了制定某些涉及回族的政策等，都需要研究回族的来历、经济文化状况及特点。如元人在研究了回族的来历后，得出元代回回已非唐宋“蕃客”，而是蒙古人、汉人、畏吾儿人、中亚非伊斯兰民族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已与阿拉伯、波斯、突厥穆斯林逐渐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于是把他们视为“回回户”，从政策、法律上肯定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地位①。

　　随着蒙元的覆灭，明朝禁止“胡服”、“胡语”、“胡姓”，下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普通回回人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许多人隐姓埋名，辗转迁徙。至明朝政权巩固起来，宣布“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我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之时，回族已形成分散杂居于全国各地并“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的局面。随着政治地位的衰落，散居各地的回族，其民族认同意识和团结自护需要日愈增强。同时明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需要掌握回族历史变迁情况。这是明代回族研究的基本动因。故明代官私史志对各地回族的来历、生计多有记载。回族民间多以历史传说的方式保存和探讨自己的历史文化。由于姓氏、语言、服饰乃至文化教育的日愈汉化，回族历史文化传承的任务就逐步地转移到清真寺。故于此时发展起来的经堂教育，不仅要担负宗教教育的责任，还要承担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经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宗教学识，还要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经师实际上成了学者。他们在回族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愈重要，需要他们参预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从而迫使他们进一步拓宽学识和研究领域。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成为回族中文化水平较高的部分。学识、人品成为清真寺评聘经师的主要依据。经师是这个时期回族文化的传播者、研究者。

　　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清代中期,故经堂教育人才辈出,代不乏人。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或不屑一顾,或歪曲误导,或污蔑指责。久而久之,朝野上下因对民族、宗教的浅薄无知而造成误会、猜忌、辱教以至暴力事件时有发生②。如清末道光至同治年间在云南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民族屠杀事件③。因此清代至民国的回族学者、经师的许多学术研究活动是为了消除误会而进行的。这一方面使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到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方方面面④。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如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只敢讲共同点,不敢讲它们的区别,怕遭排斥;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上,只敢讲成绩、贡献、经验,不敢讲缺点、问题和教训,怕“授人以柄”。长期以来这种传统心理所造成的影响,至今也未完全消除。

　　清末民初,劫后余生的云南回族先后投入到辛亥革命、北伐革命、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洪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奋斗,回族经济文化由空前萧条走向全面复苏。这个时期的回族研究受近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和民主革命思潮影响,在指导思想、研究的内容、方法和研究队伍方面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回族在近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出现了系统研究回族的论著⑤。

　　云南回族在清末惨祸前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度中断,后继乏人。民国时期,有觉悟的、进步的人士在投身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振兴回族文化教育工作:组织学社、征集史料、出版书刊、开办学校、选送留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形成了一支以留埃学者为骨干的学术研究队伍。留埃学者的著译活动异军突起,极大地开阔了云南回族研究的视野⑥。

　　这个时期对回族研究促进较大的一项工作是出版经书和刊物。从民国元年至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回族共出版中阿文回族与伊斯兰教典籍130多种,出版《清真月报》、《清真汇报》、《清真旬刊》、《清真铎报》等刊物共120余期⑦。这些出版物举创时间早、品种全、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思想观念新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属建国前国内回族出版业之最。为此后回族、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察建国前的回族研究,可以得到几点认识:

　　(一)云南回族的研究虽然开展得早,但比较零碎。总体上被纳入封建传统史学当中,其目的主要是为封建政治服务,手法主要是通过对各类历史人物的褒贬,宣传封建统治思想,为封建朝廷树碑立传。因此涉及面比较狭窄,不能全面反映回族形成发展的整体状况,在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方面尤为欠缺。

　　(二)元代,回族先民一方面对元朝的建立和巩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蒙元统治者对他们还没有“非我族类”的意识,事实上此时的“回回人”也只是一个极其松散的多元群体,故被蒙元统治者纳入可以歌功颂德的范畴,因而元史为他们大举树碑立传。

　　(三)明代虽然恢复了汉族的统治,但此时回族已基本形成,且同样为明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功勋,回族人物事迹在明朝开国业绩中也有很大分量。因而明统治者把回族与蒙古人区别对待,继续为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但回族既已成为一个民族,在封建社会中就免不了要与其他民族一样遭到歧视。明朝对回族的政策,主要是笼络和汉化。回族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故在明代的各少数民族中,回族接受汉文化的速度较快。但无论回族怎样积极的配合,由于伊斯兰教信仰的关系,这种“汉化”只能是部分的和表面的。所以讲汉语、读汉书、穿汉衣、娶汉女、住汉屋、甚至姓氏也汉化的回族,其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却比别人更鲜明,更强烈。这些真正富有回族特色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层面,是被封建统治者看成不宜传扬的部分,故在明史中缺乏记载。

　　(四)在元明两代的政治格局中,回族对自己的“辅佐”地位也是比较明确的,因而也较少突出和宣传自己。学术研究主要局限在汉学、伊斯兰经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回族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和长期“辅佐”地位上形成的对明朝的忠诚是明末回族反抗满清入主的心理根源。

　　(五)清朝统治者主要依靠汉族文人和汉文化进行统治,但其民族歧视和防范的主要对象仍是汉族。所以对曾经“助汉反满”的回族,先采取笼络为主的策略,待其统治趋于稳定后,便采取离间回汉关系为主的策略。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一时期的不少朝野文书多有肆意造谣、诬蔑、诋毁回族和伊斯兰教,误导舆论的言论,造成极坏影响,以至到了危害回族生存发展的程度。

　　(六)云南回族的研究虽然是随着云南回族的形成就出现了,以后又随其发展而逐步丰富起来,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线索和资料。但总的来看一直是落后于各个时代的需要和要求的。由于云南回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问题、环境和主客观条件不同,研究的内容、方法、重点也不同,因而所得出的认识和结果以及产生的作用也不同。每当发展比较平稳顺利,研究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人们往往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当问题成堆,矛盾激化,处境艰难的时候,人们才感到研究工作的重要。在这种背景和心态支配下的研究,往往急于求成,不够客观,缺乏冷静和远见。

　　总而言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所做的研究,因没有科学的指导思想,都不能全面的正确的回答回族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