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的四清运动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将党内不同意见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看成是当时贵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大批基层干部遭到沉重的打击，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扼制和伤害，经济建设也再次遭受折腾。

一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中重要而复杂的一年，这一年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年初的“七千人大会”、2月的西楼会议到5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为恢复国民经济制定了经济调整的具体措施。贵阳市委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从1月到4月，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为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市委决心以经济调整为契机，迅速抚平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创伤，全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国家计划。

　　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贵阳市委9月13日至巧日召开会议，在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指责“包产到户”和对“三面红旗”提出的不同意见。12月3日，市委根据一些企业实行包产包工的情况，向省委报告《关于部分企业实行“小包干”的情况和纠正意见》，决定立即终止实行“小包干”的做法。

　　市委一方面狠抓阶级斗争，一方面强调经济调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拉锯战。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政治运动成为中心工作，最终使贵阳在“四清”运动中成为全国的典型，成为这段历史的“重灾区”。

二

　　1963年3月1日，中央颁发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3月31日，省委发出贯彻实行“指示”的意见，部署全省“五反”工作。4月1日至14日，贵阳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和省委指示，其间进行了整风。市委书记伍嘉漠代表市委在会上作了检查，市委常委及各部部长分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接着成立了“贵阳市‘五反’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学习和‘洗手洗澡”’。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在贵阳全面展开，各单位开始清理物资、核查帐目、干部自查自检。随着运动的深人，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市委主要领导人中一些人面对大规模兴起的群众运动感到有些担忧和顾虑，恐怕运动影响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7月7日的市委扩大会上，伍嘉漠强调，各区、局、厂矿企业要稳定，不要出乱子，要以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为中心，抓好生产，掀起生产高潮。1964年3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推动着贵阳市“五反”运动不断朝着“左”倾方向继续发展。同年4月，贵阳市已有91.2%的单位、96.9%的职工纷纷卷人运动漩涡，投人“五反”运动。

　　1963年4月，作为运动试点单位的贵阳市公安局结束了学习认识阶段，开始进人清查阶段，自清自查和互相揭发。5月20口，省政法检查组进驻市公安局，改组了局“五反”领导小组。5月30口，省政法检查组向省委报告了市公安局领导班子的所谓“五大问题”，6月30日又向西南局和中央有关部门递呈报告，认为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是“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结合起来的反革命集团”，并指责贵阳市委“包庇”市公安局领导，企图赶走省政法检查组。贵阳市的“五反”运动由此开始升温膨胀。

　　在运动的高压下，贵阳市公安局清查出重点对象76人，占总人数的24%，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8人，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50%。共拟出对公安局领导班子意见2192条，使公安局领导班子在不断地检查中不断地升级，最后得出一个让贵阳人民震惊的结论:贵阳市公安局是一个挥霍浪费、隐蔽坏人、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的大本营，是资本主义覆辟的典型。全局14个处、队、科室，就有n个领导核心已经烂掉或基本烂掉。

　　1964年3月，中央监委驻西南局监察组派出检查组进驻贵阳市公安局，紧接着，市局所属四个分局也成为运动重点。7月，工作组全面接替了市公安局和各分局的领导权，全局44名领导干部，被处理的38名，占84%。

　　贵阳市党群政法系统的“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牵动了工建交、商业贸易、教育文化系统，各单位开始对干部职工进行清理排队，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峡，人人自危、互相猜疑。

　　运动在“左”倾思潮的带动下，反复“补课”、上纲上线、人人过关。有的干部把困难时期在食堂吃了一碗瓜菜代稀饭说成是多吃多占;为同志说了句公正话，也要检查是否把屁股坐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把运动开始时的顾虑情绪说成是看风使舵，有变天思想;一些小偷小摸行为或干过私活、占过小便宜的人深挖思想查阶级根源;企业干部被说成是新“工头”，是变相资本家。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经受不住运动的折腾，采取逃跑和自杀的方式来解脱自己。据统计，1964年后8个月，贵阳市非正常死亡人数130人;1965年前8个月，非正常死亡人数185人，比1964年上升42.3%;1965年元月至八月自杀人数7S人，当时被认定“问题严重，畏罪自杀”的19人。

　　在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希望通过深刻检查、无情揭露、深挖问题来说明运动搞得好，成绩大。但问题揭露得越多，情况就越严重、阶级斗争越复杂，又要花更大的力气来搞运动，如此恶性循环越演越烈。运动将贵阳市大跃进以后努力恢复的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活跃城乡商业经济的一系列措施视为资本主义复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上、理论上、政策界限上的模糊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