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州本土文化的生长期(公元1840年至公元1949年)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间，贵州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咸同农民大起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贵州本土文化在成长、壮大。由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贵州本土文化的生长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贵州也出现了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变局。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掠夺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加速了贵州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引起了贵州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贵州人民更加贫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贵州封建自然经济内部的商品经济因素得到不断的滋生和发展，润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时期，清政府为了求强求富，展开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贵州受其影响，也开始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开办了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的工矿业，从而推动了贵州近代化的历程。这突出表现在，从19世纪末叶起，贵州产生了一些近代的工矿业，并开始采用了一些新工艺、新技术。比如万山等汞矿，过去是用锤击取矿，在这之后大多采用钢钎凿眼、安放炸药取矿。在取矿时，还能根据矿洞情况确定凿眼深度。正常情况下每天可凿炮眼4个，一炮可得矿石七八十斤，陶冶后获朱砂一至四斤不等。又如19世纪80年代，贵州兴办起了全国第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青溪铁厂。这个厂一开始就采用了当时的新工艺、新技术。该厂生产分炼铁、炼钢、轧钢三部分，采用的各种机器设备有32种。炼铁部分有大炉1座，吊机1台，汽炉5座，大风机3台，热风炉4座;炼钢部分有钢炉、风炉各2座，焊铁炉、汽锤轧轴各1座及机架、扇风机、炭铁炉、溶铁炉、钢板汽炉等;轧钢部分则有水机、锯条、大剪床各1座，钢炉、风炉各2座。再如民营企业家华之鸿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贵阳文通书局，其印刷、铸字排版、装订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全新设备。在印刷方面，有对开机4部，四开、六开机各2部，圆盘机4部;铸字排版方面，有全套电镀制模纸型、踩炉2部，手摇炉2部，书边铅条刨床2部，切铅条刀1部，1至6号汉字铜模，1至5号外文(日、英文)铜模及标点符号、大小花边等;装订方面，有切纸刀、切书刀及洋装圆背、烫金、打排眼、挂线等各种机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把中国经济导入了战时轨道，在实施工矿企业内迁的同时，制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许多工厂、资金、设备、人才由东向西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到1939年，从上海、南京、长沙、汉口、衡阳、桂林、江西等地迁移到贵阳的大小工厂即达101家。此后，又有不少工厂陆续迁黔，使贵州近代工业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飞快地发展。1938年，贵阳电灯厂更名为贵阳电厂，不断增资，添置设备，到1945年，发电量己达1040千瓦。与此同时，遵义、安顺、兴义、贵筑、惠水、息烽、镇远、清镇、普定、马场坪等中小城镇，也纷纷办起了小型火力发电厂。1944年，国民党兵工署在桐梓天门河兴建了贵州第一座水力发电厂，装机容量为576千瓦，机组设备全部由美国进口。电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在此期间，贵州的机械、化工、卷烟、水泥、棉纺、造纸等工业也大有起色。总之，这一时期贵州的物质文化有着较大的发展。

　　在制度文化方面，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已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贵州虽未被西方列强占领，但资本主义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清朝政府因战败而被迫支付给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通通转嫁在全国人民身上，贵州作为全国的一部分，自然也难幸免。二、西方列强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设厂权和开矿权，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资本输出和疯狂的资源掠夺，这种情况在贵州也有发生。如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英、法商人在铜仁开办“英法水银公司”，取得万山汞矿的开采权，强行开采10年;德商“礼和洋行”在铜仁设炼厂，开采梵净山的辉锑矿。三、山于清朝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完全开放门户，使得贵州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洋纱、洋布等洋货的倾销市场。在这些市场中，贵阳名列首位，荷兰产的直绫散花缎、斜纹毛哗叽，美国产的“金狗牌”标布，日本产的雨绫绸、泰西缎，英国产的标布、大呢等充塞了整个市场;除贵阳外，安顺、兴义、新城(兴)、遵义、独山等地，也成了洋货的重要集散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极大地影响了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四、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在贵州不少地方建立教堂;外国传教士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侵田霸地，奸淫妇女，进行种种不法活动。在西方列强对贵州进行侵略的同时，封建地主的剥削压迫也随之加重了。沉重的田赋地租、繁杂的差派徭役、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压得贵州人民喘不过气来。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进行简单再生产，很少有能力扩大再生产。西方列强的疯狂掠夺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得他们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高举义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轰轰烈烈的咸同农民起义，震惊全国的“青岩”、“开州”、“遵义”教案，以及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就是这种斗争的真实写照。

　　在精神文化方面，虽然传统的精神文化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代文化已经初露端倪。在教育上，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冲破藩篱，办起了学习西学的经世学堂，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不久，贵州巡抚又将所属书院、义学一律改办为中学堂、小学堂。在设置的课程中，虽然还有“忠君”、“尊孔”等传统方面的东西，但已有不少传授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内容。民国以后，贵州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社会教育等又有新的起色。1926年，贵州大学创办，接着，贵州农工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阳医学院相继建立，贵州的高等教育初具规模。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湖南长沙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国立广西大学等大专院校纷纷迁来贵州，增强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势力，为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贵州一些在外求学和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邓恩铭、王若飞、周达文、龙大道、周逸群、旷继勋等，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早期共产党员。随着在外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还乡或与家乡的联系，以及进步报刊的发行、革命书籍的流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贵州本土上生根发芽。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地方组织相继建立，30年代，红七军、红二军团、中央红军进军贵州，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本土上就已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贵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贵州人民带来了新的世界观，而且为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

　　这一时期，贵州的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兴起。自1906年遵义《白话报》诞生后，《黔报》、《西南日报》、《贵州公报》、《商报》、《铎报》等相继出现。抗战爆发后，办报之风更是兴盛，其中以《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以及外地迁来的《大刚报》、《民报》、《力报》等发行量较大。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期间贵州报纸竟有400种以上。在这些报纸中，有日报，也有三日报、周报、旬报、半月报、月报;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期刊有《贵州官报》、《自治学社杂志》、《贵州政报》、《南明杂志》、《达德周刊》等。抗战时期刊物更是不少，其性质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科技、学术诸方面。这时期，文通书局还出版了不少教材和书籍，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文学艺术上，这一时期，传统文学还大有市场，先后有姚华的《弗堂类诗稿》、杨恩元的《三不惑斋诗文集》、杨兆麟的《宁拙诗集》等诗作问世。与此同时，新文学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蹇先艾的散文小说集《朝雾》、《还乡集》、《酒家》、《乡间的悲剧》，谢六逸的散文集《水沫集》、《茶话集》，段雪笙的中篇小说《两个不幸的友人》、《女护士长》，王启霖的中篇小说《狂雨》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贵州的音乐、舞蹈、戏剧在这时期也发展得很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贵州地下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筑光音乐会和沙驼业余剧社。这些艺术团体，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以音乐、戏剧等艺术为武器，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贵州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四、贵州本土文化的成熟期(公元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