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城市的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简称“五反”。为了指导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63年5月和9月，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但同时也规定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文件发布后，各地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训练干部，组织工作队，进行“四清”试点。

一

　　1963年11月下旬，王光美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化名董朴，作为工作队员参加了河北省委在抚宁县开展的“四清”运动试点。经过短期集训，工作队分配她到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担任副组长。该工作队由省委书记林“铁挂帅，干部阵容强大。工作队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省委给的任务是摸索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四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工作队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在搞复辟的敌人手里的考虑，进村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起，把民主革命时期开辟新区的做法搬到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多年的农村。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搞了五个多月，至1964年4月结束。工作队总结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的经验，大队党支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被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查出了五户“漏划”的地主和两户“漏划”的富农。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王光美在报告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介绍了参加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的体会和认识，介绍了工作队进村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行对敌斗争的一整套做法和经验。后来人们简称作“桃园经验”。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在运动的方法上，它不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而是强调工作队直接“扎根串联”，然后“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在内容上它由清经济扩展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范围更广泛了。在“四清”的任务上提出了要补两个课:一是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解决“土改不彻底”的问题;一是补“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解决干部蜕化变质和贪污腐败的问题。并且认为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富影响的“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认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桃园经验”比“后十条”更向“左”迈进了一大步。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这个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还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的报告，不少地方“四清”工作队队员收听了报告录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

　　“桃园经验”符合刘少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思路，实际上成了他“抓点带面”，指导运动的蓝本。刘少奇派王光美参加基层的“四清”运动，一方面是响应中央要求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运动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考察一个基层单位运动的全过程取得第一手的经验，以获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因此，他在王光美下乡前向她交代:“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之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王光美在桃园蹲点期间，他不但了解进行的情况，而且还曾口头或写信向王光美做过具体指示。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向回京休假的王光美详细询问了情况，提出: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2）。以后，刘少奇还对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断言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不是共产党，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政权（3）。他不但同意“桃园经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而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报送了王光美的蹲点经验总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会议讨论，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8月27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后，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把王光美的报告转发全党。中共中央的批语说:这个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4）。批示讲到:“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以上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桃园经验”材料的下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