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至1950年春半年多时间，在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由市公安局和市总工会搬运工作委员会共同组织，在全市交通系统搬运行业中，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行业恶霸—楼包把头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北京解放后开展较早的一场反封建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彻底摧垮了在搬运行业中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毒瘤，即在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楼包把持制度。使广大搬运工人翻身得解放，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使全市搬运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历史悠久，有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根源。据考证，北京从清代起即有所谓“脚行”业，从水运到陆运形成一整套的封建把持制度。如进人北京的货物需要进行盘倒和储存，那时就有设在城内的大型仓库，如东门仓、海运仓、禄米仓等;同时还有分布在大街小巷里众多的商品货栈。如此众多的货物需要大批的所谓“扛夫”和畜力进行搬运，在此形势下，搬运、驮运行业应运而生。旧时在德胜门和崇文门都有所谓“穷汉市”，直到解放初期，在前门箭楼两侧还有所谓“人市”，每天清晨都有数百名无业的搬运工人在那里等待人家雇用。

　　旧社会在北京聚居的除官僚贵族、大地主、军阀、政客外，还有外国侵略者。因此，洋货在北京大量倾销，商业繁荣，商品大量流人市场。于是，出现了以挑运为生的所谓“挑夫”、装卸工;随之逐步演变成独立的搬运行业，其中包括马车、驴车运输及人力排子车。

　　解放前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从清朝到民国，从日伪统治时期到国民党时期，全市各门道及货场完全由极少数的楼包把头所控制，形成一整套封建把持制度。他们霸占全市的有利地盘、车站、货场，形成城市中的割据局面，实行封建式的统治。据历史记载，从清代起，由皇家朝廷给那些楼包把头发放所谓“皇帖”(一种封建世袭的所谓“龙帖”)，持有这种“皇帖”可以子孙世袭，代代相传。依仗这种“皇帖”，搂包把头们可以划分地盘，强行独霸一方进行敲诈勒索;在北京城区建立所谓门道，如永定门道、彰仪门道(即广安门道)等等。楼包把头们视“皇帖”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有的楼包一直把它保存到解放初期。

　　1928年，新军阀进人北京后，在各火车站设卡收税，旅客的行李货物要经过多道手续检查，旅客不胜其扰，于是便委托脚行代为搬运，代办检查手续。久而久之，一些脚行头子便与楼包的合而为一，从脚行头子演变成为楼包头子。楼包把头又与关卡人员和铁路警察相勾结，凡是由搂包揽下来的货物，可以不经检查，这样车站的搬运业务逐渐被少数楼包把头控制和垄断。在此情况下，工人们不能直接对货主承揽业务，只能听候楼包的指派，给他们干活。收人由楼包的随便给，给多少算多少，这叫所谓“随爷赏”。

　　日本占领北京时期，1939年4月，日寇在西交民巷成立了所谓“华北交通运输株式会社”，日本人当社长，手段则是以华制华，专门网罗一些楼包把头和帮会黑社会势力。这个会社(公司)以前门火车站为中心，各区设立营业所，控制市区大部分货源。这些大楼包把头与旧社会历代统治者及其爪牙狼狈为奸，为非作歹，不仅占据运输市场，还经常打骂工人，骗卖劳工;私设公堂，强迫妇女卖淫，强奸妇女，挑拨工人之间关系以至互相斗殴，时有人命惨剧发生;对工人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将收人的百分之四十乃至百分之七八十据为己有。剩下微薄收人还得“孝敬”楼包的和他们的爪牙(打手)。工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稍有不慎，轻者扣工资，重者被殴打和处罚。

　　搬运行业从历史上即受封建把持制度的统治与控制，因此，搬运行业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与压迫比其他行业更深，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针对全国搬运行业这种不一般的历史情况和残酷的现实，为使广大搬运工人摆脱搂包封建把持制度的统治与剥削，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于1950年2月6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而后于3月9日经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上报中央人民政府。

　　1950年3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五次政务会议根据全总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之建议的决定》。决定认为，全国各地搬运事业中存在的包工头、把头、脚行头等把持码头，勒索商旅，并对工人实行残酷剥削的情形，实为各地城市中最显著的封建残余制度，应当采取适当的办法予以废除，以保护搬运工人的生活，扫除货物流通的障碍。决定又指出，要建立工会组织，建立统一的搬运公司，当地公私营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的货物由搬运公司统一承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上述决定，以及市委的指示，责成市工商局筹建搬运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在此以前，于7月22日召开了北京市第一届搬运工人代表大会，会议有三项主要议程，即:一、拥护人民政府成立搬运公司。二、初步总结反楼包把头斗争的经验。三、选举成立搬运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结果，装卸工人出身的舒景生当选为工会主席，李永锡(马车工人)、昊凤鸣(排子车工人)为副主席。

　　公营的搬运公司成立后，在各区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运输站)，对所有搬运工人及马车、排子车实行编队编组，把所有搬运工人都吸收到公司里来，以便于管理和教育，并摆脱搂包把头对工人的控制与剥削。公司在业务上实行统一承揽、统一调度、统一运价的三统政策。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业务均由公司承运。但是，对于市民生活必需的业务如搬家等，仍允许个体自由承运，以方便市民。

　　公营的搬运公司实行民主管理，吸收在反霸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公司管理和工会工作。与此同时，公司和工会下了很大力量筹办了工人业余学校，对工人进行扫盲(搬运工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并在前门打磨厂开办了搬运工人医院，对工人实行劳动保险;在西山八大处开力、了工人疗养院，又以公司营业收人给工人修建大批平房住宅。搬运工人的物质、精神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在前门干了半辈子“脚行”的装卸工人孙永臣还出席了1959年全国群英会，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使全市搬运工人受到很大鼓舞。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搬运公司废除搬运行业中封建把持制度的决定》，从而揭开了反霸斗争的序幕。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市委秘书长顾大川、市总工会搬运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思明、委员祝玉衍，市公安局代表顾创臣等组成了北京市“反霸斗争领导小组”，专门领导全市的反搂包把头的斗争。与此同时，市总搬运工会及各区工会也抽调大批得力干部投入反霸斗争，动员工人群众积极揭发搂包把头的罪行，为召开反霸斗争大会做好准备。

　　斗争是尖锐的。搂包把头们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利用各种机会收买他们的狐朋狗友和工人当中的立场不坚定者，为他们通风报信，替他们说好话;这时期给工人们的份子钱(工资)也比过去多些，表面上对工人的态度也好些了，企图分化工人队伍，软化工人的斗志。工会深人细致地教育工人:不要相信楼包把头的花招，要靠近工会组织，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到1950年春大多数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并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整个形势说明，向搂包把头们开展批斗的时机已经到来。

　　1950年3月17日，在反动势力最猖撅的前门火车站西货场召开了全市搬运工人控诉封建行头(即搂包把头)恶霸斗争大会。大会由市总搬运工会主任彭思明(也是反霸斗争领导小组成员)主持。当天参加大会的全市搬运工人25(M)多人，附近围观的群众也有几百人，会场气氛热烈。

　　经过广大工人群众的揭发和检举，公安部门在全市一共逮捕首要搂包把头48名，并传讯了次要分子。在批斗大会上市公安局代表当场宣布逮捕罪大恶极的搂包头子金文泉、刘德仁、刁德禄，还有一些次要的搂包头子全被带到会场陪斗。同年4月1日在广安门外又召开了批斗“脚行”中大楼包头子李明的公审大会。后经市公安局起诉，市法院判决金文泉、李明二犯死刑，刘德仁5年徒刑;其他一些小搂包头子经批斗教育后释放。李明在广安门外的一所住宅院落被没收，曾长期做为搬运工人夜校校址。

　　在全市范围开展的搬运行业反对封建楼包把头的斗争，自始至终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前门召开批斗大会的当天，刘仁同志还亲自听取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

　　4月11日，中共北京市委就这一斗争向中央、华北局作出关于摧毁搬运工人中封建恶霸组织的请示报告。

　　(《北京党史》（世纪档案·背景资料）2002年第6期  作者单位:北京国际集装箱汽车运输联营福卜司北京1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