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引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北京市和全国一样进行了一场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过程
北京作为首都,机关多,干部多,所需各种费用也多。在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发出“三反”运动号召后,12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立即向中央和华北局作了开展反贪污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解放以来对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曾于前年和去年进行过两次普遍检查,并分别给予各种贪污分子以刑事、行政或党纪制裁,但因为没有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党内外群众并当作一个中心工作和群众运动来进行,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坏分子又不断向我们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侵蚀和引诱,目前,贪污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必须更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斗争。中央当日批准该报告并批转全国。从此,北京市的“三反”运动拉开了序幕。
北京市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于1951年12月10日,结束于1952年6月底。前后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12月10日至1952年1月底,主要内容是全面坦白、揭发和检举。1952年2月初至5月中旬为第二阶段,各单位批评、纠正右倾思想,整顿队伍,展开紧张激烈的“打虎”斗争, 3月底达到高潮,进行核实、定案、追赃、处理。在反贪污的同时也进行了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2年5月24日开始第三阶段,进行民主补课和交待与资产阶级的关系,6月底全部工作结束。
1951年12月18日、20日,彭真分别在党内外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12月20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市政府和市各人民团体召开“三反”动员大会,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彭真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对“三反”运动不够重视的思想,指出北京市不仅旧的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染上了贪污恶习。他说:“我们必须彻底清灭贪污现象和浪费现象,”“具体办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要自己坦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面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对贪污、腐化现象进行围剿。”
12月28日至30日,北京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期间,彭真再次到会作了“三反”运动的报告,到会代表纷纷发言,表示积极响应市委关于“三反”运动的号召。会后,16个区县分别召开区代表会议及各区、街、村代表会议,坚决贯彻市三届三次代表会议精神,并挨门挨户宣传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
根据中央指示, 12月21日,负责北京市“三反”运动的专门机构———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成立,刘仁任主任,副主任由张友渔、蒋光鼎、张鸿舜、傅华亭担任。同时成立了“市长代表工作组”,参加人数923人,分赴全市16个区253个派出所管界进行工作。仅用4天时间就召开各种群众大会300多次,召开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市民家庭7000多户,直接受到宣传的人数达30多万。通过宣传和动员,工作组等部门收到的坦白材料和群众检举材料共计10986件。检举的问题很广泛,其中9813件属“三反”范围,其他还有刑事案、群众纠纷、群众困难1173件;其中涉及公安局1191件,市政府534件、区委632件、村干部4147件、合作社690件、群众团体308件、工商户1208件、居民1625件、中央机关312件、外地73件、国营企业42件、其它224件。
运动中采取的方法主要有4种:第一,由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检查,检举贪污分子。第二,号召贪污分子自己自动坦白交待。第三,发动全市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会会员以及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第四,抽调认为可靠的干部组成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以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
在党政军机关中开展的“三反”运动必然牵扯到工商界,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开始后,仅一个星期就揭露出2923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与1659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由此可看出,不法资本家暴露的问题是严重的,资产阶级对于干部队伍的腐蚀是严重的,反击已成为必然。针对发现的问题,北京市率先在工商界发起了“五反”斗争,“五反”斗争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在首次向党中央报告“三反”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北京市“五反”斗争的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日将《报告》批转全国,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全国各城市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1952年初相继开始了“五反”运动。
北京市把反贪污和反行贿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的两条战线,将“五反”运动和“三反”运动交叉进行。“五反”运动也分为三个阶段: 1951年12月25日至1952年2月6日为坦白动员阶段。1952年2月6日至3月12日为组织学习检查和交代阶段。3月12日至6月下旬是斗争结合处理阶段。
在1952年1月的20天中,北京形成了“五反”斗争的高潮,到1月22日,在全市49821户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清理出2.5万多户,收到坦白和检举“五反”问题的材料多达11万件。“五反”运动的来势很猛,使生产和经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委分析情况后,认为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于是及时在党内提出了“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策略。1952年1月23日,北京市委向中央、华北局作关于五反斗争在工商界争取多数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和反盗窃国家财产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经过艰苦和复杂的工作,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中间态度是次数,对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是少数。中央很快将此报告批转全国,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要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大城市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在斗争中要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在北京当时的136个行业中, 16个行业是“五反”斗争的重点,而私营银行是“重中之重”。北京市组织“五反”工作队,对13家私营银行、8家钱庄、两家证券进行了重点清查。
1952年2月17日,市委向中央、华北局作关于开展“五反”斗争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已进入高潮,并已取得很大胜利,截止2月14日,坦白与被检举的工商户已达总数的80%,即4万户,其中违法得利在1亿元以上者684户。1952年2月20日,市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做法和发现的问题。3月14日,彭真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就政务院公布的《中央节委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办法》两个文件,阐述“三反”、“五反”后期处理的若干政策问题。从此,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
“三反”、“五反”运动的处理情况
在审理贪污案中,北京市委依照《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对凡贪污未满100万元(1955年2月17日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回收现行人民币的命令》,规定旧币与新币的比例是10000∶1,同年3月1日在全国实行。此前为旧币,此后为新币。下同),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者,一般不予行政处分;对超过100万元,不满1000万元者,只要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予刑事处分,但按其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并酌退贪污款物;对贪污超过1000万元,未满1个亿的,视情节轻重和坦白认罪程度可免刑而只给行政处分,但要尽量追缴贪污款物;对超过1个亿的大贪污分子,视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
在定案处理中,凡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需经张友渔同志为首的十人委员会直接逐案审查。经与原单位反复研讨、认真核对贪污事实,严格控制量刑标准后,结果有四分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因罪状不足,不能判刑;有四分之一的案件因证据不清楚,必须重新查对。在定案处理后期又普遍进行了复查,并对原来已打成“老虎”(亿元以上)而又下降者;对贪污1000万元以下,由各单位自行处理者;对运动初期处理者;对予以开除处分者;对处刑特重者;及“打虎”中逼供信严重者,着重进行检查,其结果贪污数目与运动初期相比下降者839人,增加者22人,行政处分减免者49人,加重者9人(其中新发现的贪污分子4人);刑事处分减免者27人,加重者1人。在核实工作中,让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大小案的甄别、核定、量刑、处分均经大部分积极分子同意。
在运动过程中,最初涉及人员36928名,“老虎”4449只(其中“大老虎”938人),统计贪污总额3727亿元。运动后期北京市严格掌握政策界限,经核实定案后,确定贪污分子21878名(占国家工作人员总数的15%),占原涉及人员的59%。“老虎”1122只(其中“大老虎”37人),占原有名额的25% (另有252人,按专案处理或转外地处理等),贪污总额633亿元。对上述贪污分子,已经处理了的有99%强,计:免于处分的约68%,予以行政处分的约28%,予以刑事处分的占3% (“老虎”受刑事处分的占43%)。在受刑事处分的660名贪污分子中,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及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的占88%,判处有期徒刑立即执行的占12%,判处死刑的占4‰,并追回赃款221亿元,占贪污总额的35%。
关于“五反”运动的处理,根据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北京市将私人工商户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在全市参加“五反”的52587户私营工商户中,有4964户为守法户,占9.4%;40230户为基本守法户,占76.5%;5995户定为半守法户,占11.4%;937户为严重违法户,占1.8%;完全违法户占0.9%。有49户不法资本家受到刑事处分,刑期从半年到七年不等。
1952年6月26、27日,北京市节约委员会两次通知,宣布北京市“三反”运动已结束,“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并发出总结提纲及总结统计表,通知各单位进行“三反”、“五反”的总结工作。至此,“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北京党史》世纪档案 2000年第1期 第34—36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10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