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2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会庆祝三大改造的胜利,距今已有50年了。

　　50年前,我在中共北京市委彭真办公室工作,经常列席刘仁、赵凡主持召开的农业合作化会议,经历了从1955年1月至10月稳步前进到11月至12月迅猛发展的转变,北京市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在1955年底1956年初出现的,不到一个月就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

　　同全国一样,北京在1954年冬农业合作化进展较快,合作社1954年12月由412个发展到701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47%,高级社有343个,100户以上的大社有178个。由于在组社中自愿互利原则贯彻不力,牲畜、车辆、果树折价偏低,偿期过长,中农和劳动力少的贫农不满意。在12月30日的市委常委会上,刘仁、赵凡提出并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应当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要急于办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和大社。会后,刘仁把市委常委会讨论的意见汇报给彭真,引起了彭真的注意。在1955年1月23日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彭真讲了这个问题, 强调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办农业合作社要自愿、互利,目前要办初级社。办高级社,土地不分红,社员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不利于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在农村中我们的基础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农的土地比较多,牲口比较多,土地不分红,牲口折价低,等于借办农业社,把中农的财产挖一块肉补给贫农,这样中农能和贫农团结吗?

　　1955年初,中央政治局发出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北京市委认真贯彻。2月2日至5日,召开了办社会议,闭会的那一天,彭真根据市委常委会讨论意见做了《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肯定了成绩,分析了存在的偏差,强调了要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要过多的办高级社和大社。他讲“:郊区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7%,成绩很大,但合作社巩固不巩固,我认为不巩固,一是土地不分红,二是大社办得过多,三是大车折价太低,目前不宜推广土地不分红的社。”

　　报告对土地要不要分红,要不要办大社,做了论述。

　　对于土地不分红问题,彭真指出:“土地不分红,等于贫农和中农又平分了一次土地,贫农就占了中农的光。即使都是贫农,土地一样多,劳动力有强有弱,技术有好有坏,如果土地不分红,劳动力少的弱的、没有劳动力的就吃了亏。总之,土地不分红,中农吃亏,劳动力弱的吃亏,贫农和劳动力多的占便宜。两个朋友,一个占便宜,一个吃亏,怎么能搞好团结?现在把土地不分红当作一个普遍的政策,不问当地实际情况如何一律来推广是不行的。中央没有叫我们马上去发展那么多高级社,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关于办大社的问题,他讲:“郊区的大社不少,一部分的确需要,但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办大社的困难。大社好是好,但办好是很不容易的。办好几百户的大社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所以不要急躁冒进。大家热心是好的,但不要走得太快。从实际情况看,应该多办中社,社小一点,也是社会主义。”

　　结束报告时,彭真强调:“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成绩,但是已经办起来的社还不够巩固,尤其大社不容易办好。过去出了一些偏差,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纠正偏差,再前进一步。”(以上所引,见《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198页。)

　　对彭真的讲话,刘仁、赵凡认真落实,会后市委抽调了500多名干部下乡传达贯彻,受到郊区干部和社员、特别是中农的拥护。经过社员讨论,按照社员的意见,在原来343个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中,有266个改为土地分红的初级社,初级社占77.5%。原有的178个百户以上的大社,有18个改为中社,有些社员自愿退社,又增加了一些新社员入社,入社农户由47%降为46%。这一批合作社整顿,秋收普遍增产,据286个社调查,平均比1954年增加收入20%—30%。6月25日,刘仁在北京市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把现有700多个农业合作社办好,是进一步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只有把这批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起来,使所有农民都亲眼看到合作社的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单干户高,有些合作社比单干中最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还高,即合作社比一切单干户都好,这样才能发挥它对单干户农民的吸引作用,以最快的速度引导郊区农民逐步都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否则就要走弯路,或者走回头路。”

　　1955年夏,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全国农业社在1956年由65万个发展到100万个,获得中央政治局批准。6月,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到北京,主张修改计划,加快发展,提出由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不赞成,他认为,合作化运动应该和工业化速度相适应,发展不宜过快,干部领导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需要逐步提高,要求不能过急。从1954年秋的10万个合作社到1955年春天的65万个,发展已经过快,存在的问题很多,巩固的任务很重,应该着重巩固现有的合作社,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基础。

　　毛泽东认为邓子恢的思想“右”了,是对合作化不积极,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曾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批邓子恢,邓小平想把事情缓和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是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会前他做了精心准备。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的“右倾”,报告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但是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地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强调“这个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方法拉它向后退。”会后,全国立即传达贯彻,普遍表示拥护这个报告,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不少省委检查了“右倾”思想,纷纷提出要加快合作化。北京市委在1955年8月4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会上一致表示拥护。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北京停止发展进行整顿是不是对?刘仁在会上做了实事求是的答复:今春整顿是应该的,首先肯定了成绩,纠正了大社、高级社办得过多的问题,这是为了把社办得更好,然后再发展,不是不发展,更不是收缩。9月30日,北京市委就农业合作化问题向中央做了报告,报告讲:北京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不断巩固中稳步上升,北京市委一直积极领导,没有批评过发展快,也没有采取收缩的方针。1955年冬至1956年春,我们计划入社农户由46%发展到60%,1956年冬至1957年春再发展到70%。为了确保蔬菜供应,菜区农业合作化要比一般地区快一些。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示,中央认为菜区农业合作社发展快些是可能的。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并就有关问题作出决议,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做了发言,167位中央和省市委的同志做了书面发言,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称赞“报告是贯彻总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不仅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方面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会议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上升为“右倾机会主义”,强调“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许多发言认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有些同志发言时用个别事例夸大说明农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毛泽东原来提出1958年春有50%农户加入初级社,1960年基本完成初级农业合作化的改造,然后再逐步分批发展为高级合作社。许多地区都表示要提前实现。当时加速合作化的浪潮,像海啸一样席卷全国,北京受到了震动。北京市委11月4日召开市委会议,传达贯彻七届六中全会。会上一致表示响应毛主席号召,纷纷要求修订北京农业合作化发展指标。经过讨论,决定把1955年冬、1956年春的发展指标由60%入社提高到70%入社,刘仁强调重点是办小型初级合作社,上中农入社要自愿,要波浪式地发展,不要太急。11月20日,市委抽调350名干部下乡协助各郊区进行传达和动员,入社的农户由原来的46%上升为91%,翻了一番。刘仁说“:真没想到十多天,北京郊区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初级合作化。”

　　12月21日,中央发出毛主席直接领导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征询各省市意见,提出“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指标要求完成75%农民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90%左右”;“农业合作化高级形式争取1960年基本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完成。”12月16日,毛泽东将他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批语和序言批“送刘、周、陈(云)、彭(真)阅”。毛泽东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总之,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大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1956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1955年12月中旬,全国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了总农户的60%以上。在这样加快发展的形势下,彭真说:那些天“使我们天天都有感到掉队、落后的危险”;“北京一向走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前列,这个时候可不能落后”。1956年1月初,刘仁把各郊区区委书记赞成初级社现在就转为高级社的意见报告给彭真,彭真说“:大家赞成转就转吧。”刘仁在1月3日、4日两天,分别召见郊区区委书记布置转社,不到一个星期,全郊区都转为高级合作社了,入社农户达到了99%。赵凡同志(原市委副书记,主管农业)说:“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的冲击下,北京市委对京郊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出现了不由自主的急骤变化”。(赵凡《忆征程》,第56页)。

　　北京郊区农业合作化的急骤发展,大大加快了北京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召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说:“工商业者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认为有条件有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推动到一个新阶段。北京市委大力贯彻,彭真两次到市工商联执委和执委扩大会议作报告,传达中央精神,解除顾虑。在乐松生和国药业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带动下,在私营工商业职工的督促下,私营工商业业主在复杂矛盾的交织中,情不自愿地纷纷随大流申请加入公私合营,许多人“白天上街敲锣打鼓申请,晚上回家抱头痛哭”。1956年1月8日,20个商业行业、800多家商店的申请被批准。1月9日,10个工业行业、1276家工厂的申请被批准,1月10日,市人民委员会召开大会,宣布全市私营工商业17963户全部实行公私合营。手工业者也坐不住了,纷纷申请入社,各区在11月11日分别召开大会,宣布全部申请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入社。北京在这几天,大街小巷到处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高呼口号,歌声嘹亮,庆祝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人民日报》在1月10日、1月11日发表了《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伟大胜利》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推广北京的做法。

　　1月12日清晨,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主持,决定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的群众大会。清晨3点半彭真开完会回到家,立即吩咐我请刘仁、项子明(当时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马上来。4时刘、项到彭真家,我马上迎进客厅,彭真向他俩传达了毛主席、中央书记处决定15日召开20万人群众大会的决定,毛主席要接受私营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代表的报喜信,吩咐他俩推选出代表,准备好报喜信。因为距开会时间太短,特别嘱咐他俩一切准备工作都要精心策划。我当时提出,三天时间筹办这样大的群众大会,怕来不及。彭真严厉地说:“中央的决定,不能推迟,一定要办好。”刘、项从彭真家回到市委,立即紧张进行筹办。上午8时,市委召开了市委各部门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具体的筹备工作;下午2时,刘仁召开了各区区委书记会议,布置一定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彭真稍作休息后,12日中午叫我到办公室,他口述由我记录,起草了他在15日大会的开会词。开会词很短,关键的一句是“我们的首都已进入社会主义。”13日中午,我将他审阅修改的讲话稿抄清之后,彭真亲自批送中央书记处毛、刘、周、朱、陈审阅。我当时立即以最急件送给中共中央机要室。14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五个书记审阅完毕,全都画了圈表示同意,没有作修改。

　　1956年1月15日,经过紧张筹备,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集会,20万人民群众迎着凛冽的寒风,欢欣鼓舞地庆祝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当时会场沸腾,鼓掌达四五分钟,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庆祝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先后接受了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呈送的报喜信,20多万群众在广场载歌载舞,真是锣鼓震天、歌声嘹亮,狂欢的气氛笼罩着北京城。《人民日报》1月16日头版做了详细报道,发表了《在高潮的最前面》的论,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光荣的首都郊区的农民、首都的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在高潮的最前面”。这一社论把北京市的做法推广到全国。北京进入了社会主义,全国都跑步追赶。紧接着西安、沈阳、长沙、济南、上海、重庆、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相继集会游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欢庆当地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全国私营工业的99%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商业的82.2%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全国手工业的91.7%加入了合作社。中央原来计划18年实现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7年,提前11年就完成了。

　　北京的三大改造显然要求过急,改变太快,工作太粗,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北京办的农业合作社大社太多,管理机构和人员太多,经营管理不善,劳动报酬不合理,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和团结;私营工商业改造对象过宽,不少小商小贩也当做“小业主”予以合营;方便群众生活的商业网点撤并过多,造成市民不便;一些有技能有贡献的原工商业者安排不当;手工业在合并中把一些便于零散经营、串街、设摊的修理部门固定到门市部,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品种减少,收入减少,市民不便,等等。其他各省市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

　　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中指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18~419页。)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告》,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予以平反。

　　为什么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要求过急,改变过快,热衷高级合作社和大社?

　　《毛泽东传》是这样说的:“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17~418页)

　　在1955年上半年,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中有不少是赞成邓子恢主张农业合作化稳步前进的意见,当毛泽东同邓子恢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了争论之后,为什么没有形成正常的党内意见交换,没有人支持邓子恢,而形成一边倒呢?原因是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很严肃,上纲过高。毛泽东最初批邓子恢为“右倾”,很快上升为“右倾机会主义”,原本是速度快慢的分歧,上纲为路线斗争、道路斗争。指责犯“右倾”的同志“,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许多高级干部发言讲这是一场路线、道路的斗争,批评邓子恢等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党内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党内不同意见不能正常交换。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开始出现党内民主集中制不正常现象,后来越演越烈,继错误地批邓子恢之后,又错误地批彭德怀,以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党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

　　(《北京党史》（净化春秋）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10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