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集团借看戏挑起事端

　　1959年2月6日，是西藏传统的驱鬼跳神会，达赖喇嘛请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人前往观看。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受到达赖的热情接待。邓少东无意中说到文工团最近从内地学习回来，排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当即提出：“我想看一次，请你安排一下。”邓少东代表工委、军区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观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地点。随后，军区指示文工团加紧排练，工委指示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梁洪二人具体负责安排。经与达赖的总管和基巧堪布商定，3月10日晚8时，请达赖到军区观看演出。军区同时邀请了噶厦政府四品以上僧侣官员、自治区筹委会处长以上干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喇嘛活佛参加。

　　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表面上同意达赖到军区观看文艺演出，暗地里却在加紧进行武装叛乱的装备和让达赖出走的活动。3月9日晚，拉萨市长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日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他劫往北京。下令每家都要派人到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

　　3月10日清晨，叛乱分子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威逼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门口被暴乱分子用石头打伤。汽车被砸坏；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罗布林卡门外被暴乱分子活活打死；上千僧侣手举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回去”等反动口号，千方百计阻挠达赖前往军区。下午2点半，噶厦政府派索康、柳吾霞、夏苏三位噶伦到军区拜会谭冠三政委。他们谎称事先并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想推卸责任——“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噶厦事先并没有预料到，事情发展到这地步，达赖活佛不可能来看演出了。”谭冠三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严肃指出：“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要来军区观看文艺演出，已经一个多月了，当时邓副司令员就向噶厦讲了。现在噶厦竟然说不知道此事，特别说不知道反动分子的阴谋，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谭冠三责令他们立即制止这一叛乱活动，保护达赖的安全，追究了事件的主谋人，惩办杀人凶手。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西藏工委、军区决定晚上的演出活动按原定计划进行，统战部派人继续请客，同时加强警戒，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演出前，一些僧侣官员陆续来到军区，谭冠三请他们先到礼堂开会。会上，谭三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极少数反动分子制造事端、煽动叛乱的反革命罪行，号召广大僧侣官员认清形势，坚定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傍晚，聚集在军区大门口的人群自动散开了，拉萨暂时趋于平静。然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

　　3月12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布达拉宫下面的印经场召集所谓“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诬蔑军区以请达赖看戏为名，企图劫持达赖，并加害于他，公然宣称不受“17条协议”的约束，号召西藏僧侣和人民为保卫尊贵的达赖活佛、捍卫神圣的佛法和藏族的利益而奋斗。反动分子还竟然公开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筑工事，向解放军的运输车辆开枪，形势急剧恶化。一场武装暴乱与反武装暴乱的斗争一触即发。

达赖请求“神谕”逃往印度

　　西藏叛乱发生之前，达赖住在远离布达拉宫的罗布林卡。这座达赖的行宫，几乎与外界隔绝。叛乱发生后，谭冠三接连三次给达赖写信，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他出面平息叛乱。开始达赖向谭冠三复信表示“我正设法平息”、“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平息”。达赖想等几天之后，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接受解放军保护。谁料几天后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达赖完全明白所有的事都是以保护自己安全的名义进行的，处置不当，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还不满24周岁的达赖深感为佛不易——“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侣人民不了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行动，使我羞愧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由此引发的乱子，在短短的几天时间竟然失去控制，“佛祖啊！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叫我怎么办？”

　　当时的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神权占统治地位。一些关系整个西藏民族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而一时又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都要用占卜来作出最后的决断，遂从“神”的旨意。按照西藏的这个传统习俗，达赖此时也决定请求“神谕”。3月17日，处于癫狂状态的神汉为达赖降神说：“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汉还得意地给了达赖从罗布林卡直奔藏印边界的路线图。晚上8点左右，在两个经师的指导下，达赖亲自到罗布林卡内的“贡布拉康”护法神神殿进行占卜。一张纸上写了“宜走”，另一张纸上写了“宜留”，第三张是空白，它们分别包在三个糍粑团内，放进一个宝瓶，然后念经祈祷，焚香瞌头，最后摇动宝瓶，跳出一个糍粑团，拆开一看，偏偏是“宜走”二字。达赖和所有在场都感到十分震惊——天意如此，只好从命！

　　当天深夜，达赖一行匆匆收拾行李，脱掉佛装，穿上便衣，挎上长枪，从罗布林卡的后院出走，乘坐牛皮船，渡过萨河向山南走去，沿途早已安排好专人接送。3月31日，达赖进入印占区，4月18日到达印度提斯浦尔，随后达赖发表了鼓吹“西藏独立”的声明。随行的有索康、柳吾霞、夏苏三个噶伦，林仓活佛和赤江活佛，侍卫长官帕拉，还有达赖的母亲、姐姐、姐夫和弟弟等亲属。他们走得十分仓促，连黄缎被子、披风、护身符等随身物品都没有来得及带走。离开拉萨的前一天，他们任命已卸任的前噶伦拉鲁·才旺多杰、松多等人为“卫教军“正副司令，让他们留下来对付解放军。

毛泽东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