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即西藏和平解放8年后的1959年,在雪域高原上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社会大变革,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废除了野蛮、残酷、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铲除了三大领主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今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定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笔者作为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亲历者,特撰此文以纪念雪域高原的那场伟大变革。

　　一、旧西藏落后的社会制度,已经严重迟滞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须进行社会变革　　

　　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这一制度中,西藏人民所受到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生活环境的悲惨程度都是世所罕见的。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通过政权,运用专政工具进行统治;通过教权,运用宿命论的思想进行麻醉和欺骗,把广大农奴置于其绝对统治之下。在这种制度下,占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阶级,即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森林、山川和大部分牲畜及全部农奴。农奴除部分有少量牲畜、农具外,不仅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连人身也无自由,更无人权可言,有的则是出不完的差,缴不完的租和税,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正像电影《农奴》中奴隶所说的,“带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留下的是自己的脚印。”

　　农奴主对生产资料的高度私有垄断和对农奴人身的占有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是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农奴主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可以不劳而获,广大农奴被迫处于服从地位,长年辛劳,却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加上没有人身自由,劳动的积极性受到极大压抑。因此,这种生产关系损害和压制了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基本的因素———人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农奴主阶级攫取农奴的劳动果实,供自己挥霍享受,根本不关心农奴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严重损害了生产力的又一要素———工具、劳动技能的改进和提高,造成旧西藏劳动者的闭塞无知,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极为原始、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农奴主阶级对农奴的压迫剥削愈来愈残酷,两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奴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两者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使西藏社会内部孕育着一场社会变革,决定了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必须走向灭亡。　　

　　二、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其本质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1950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昌都和争取西藏全区和平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如同全国一样,西藏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但在西藏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是分两步走的。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且利用挑拨离间,培养亲帝分裂分子,破坏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西藏从解放军进藏到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前,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是农奴阶级和农奴主阶级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却是西藏人民(包括反帝爱国的上层人士)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一切对外事宜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反对亲帝分裂主义,就成为那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因此西藏民主革命的第一步是,先反帝,暂不反封,首先把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步才是反封,争取西藏农奴的阶级解放,将他们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要待第一步任务基本完成而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因此,就其性质来说,西藏的民主改革实际上是民主革命的第二步,仍属新民主主义革命。

　　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然走向灭亡,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万农奴,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曾个别的或集体的以各种形式奋起反抗、斗争,尽管多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屡见不鲜。经过民主改革前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深入细致的工作,民主革命的第一步———反帝走好了,当广大农奴群众逐步觉醒,民主意识逐渐增强,自我解放的觉悟不断提高,要求改革,而反动农奴主顽固反对改革并发动叛乱,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才不失时机地在仍有反帝任务的同时,以主要力量领导百万农奴走好了反封建的这个第二步,埋葬了封建农奴制度,取得了在西藏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本来,在《十七条协议》[1]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就是说,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众要求改革而上层又同意改革时才进行改革。协议签订后的前五年,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忠实地恪守协议,不但没提改革,连阶级教育也没进行,那时主要是集中力量搞上层统战工作,通常所说的群众工作也不搞,只搞影响群众的工作。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指示,从1957年起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中共西藏工委坚决执行这些指示,不但停止改革准备,还将60%以上的进藏解放军和90%以上的工作人员调出西藏,一些事业也停止下来。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得寸进尺,他们不是要推迟改革,而是根本不要改革,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奴役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尽情享受,并死心塌地地依靠和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叛乱,搞分裂,闹独立。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央仍然克制,向他们提要求,发警告,等待他们回头,甚至要原西藏地方政府去平息叛乱。直到他们于1959年3月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独立,背叛祖国,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达赖逃亡,叛乱武装向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央才不得不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平息叛乱。

　　事物的发展,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想像相反,他们妄想历史车轮逆转,自以为发动武装叛乱就可以挽救封建农奴制必然灭亡的命运,但他们的倒行逆施,却使民主改革被迫提前进行。正像毛泽东同志所预示的,只要西藏的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由于他们搞叛乱,撕毁《十七条协议》,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加剧,中央关于“六年不改”的方针,自然也不能继续执行。中央命令解放军平息叛乱的同时,遂提出了进行民主改革。在指示中指出:“为了发动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平息叛乱的斗争,并且保证平息叛乱后,不再死灰复燃,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也就是边平叛边改革。从此,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的末日来临。　　

　　三、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西藏的民主改革,不仅丰富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使西藏的民主革命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