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拉萨。4月20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发来贺电，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新建的大礼堂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委员50多人，列席代表260多人。在大会开幕式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词。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着西藏地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9年2月7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应邀去布达拉宫观看“破九僧人舞”。演出前达赖喇嘛在寝宫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洛桑三旦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副司令员当即表示欢迎，时间请达赖喇嘛定。3月8日，达赖喇嘛确认藏历二月初一(即公历3月10日)为大吉日，他将于下午3时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3月9日傍晚，我得到可靠消息说3月10日有人要在拉萨闹事。随后又收到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通知，要我于3月10日穿礼服去罗布林卡同其他噶伦聚齐后随同达赖喇嘛去军区。3月10日恰逢筹委会正常的学习日，我于早晨8时正点到筹委会主持学习，同时作了去罗布林卡的准备。大约10时左右，传来了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打伤的消息。过后不久，听说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叛乱分子打死、用快马拖尸游街示众的事。与此同时，有成千人手持小白旗从罗布林卡向市内游行呼喊口号。我赶到军区面见谭冠三政委，正遇上工委统战部的干部向谭政委报告说，10点钟时接到基巧堪布用直通专线来电话说，罗布林卡被群众包围得水泄不通，达赖喇嘛去不了军区了。谭政委要这位干部再给基巧堪布打电话时，专线电话已被割断，联系不上。于是谭政委决定给达赖喇嘛写信，找人送去。我也给达赖喇嘛写了信，由工委统战部干部找到达赖喇嘛的首席侍读江措林活佛送到罗布林卡，亲手交给了达赖喇嘛。此后，谭政委和我给达赖喇嘛的信，都是我托噶雪·曲吉尼玛送去的。这些信的主要内容都是要他善自珍重，希望他能处理好这次事件，摆脱叛乱分子的控制。他在第三封回信中表示:“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将采取秘密方式前往军区”。实际上，在他发出这封信的当天(17日)夜里零点即3月18日凌晨，就在叛乱分子保护下离开罗布林卡，向印度逃去。达赖喇嘛出逃后的当天凌晨，藏军第四代本向西藏军区东大门发起进攻，军区警卫营坚决还击，藏军迅速溃散。3月20日凌晨，叛乱分子向拉萨市内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叛乱分子进行讨伐，展开全面反击。至3月22日，基本平息了拉萨的叛乱。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任命自治区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959年4月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由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3月28日命令的决议》。这次会议后，班禅大师、帕巴拉·格列朗杰和我去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其间，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们，征求对中央关于在西藏实行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方针的意见，并就若干重大政策原则问题商谈。之后，彭真同志受周总理委托，就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方法、步骤和相关的具体措施同我们进一步讨论。彭真同志指出，下一步要实行改革，废除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我们几位要有过好这一关的思想准备和信心。过好这一关的关键在于放弃剥削。有了放弃剥削的决心和勇气，过关就不难。我们还要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上层人士过好民主改革关，要做好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各项工作，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彭真同志的谈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5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班禅大师和我，教导说:“你们主张边平叛、边改革，这很好，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希望你们多做工作，搞好民主改革，早日把西藏变成繁荣昌盛的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