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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发布时间: 2017-11-29    作者:齐鹏飞    来源:国史网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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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归20年经济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初探 

  香港回归20年来,对于“一国两制”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大考验,就是如何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以及其“窗口、桥梁、国际通道”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不变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全面崛起的大背景下,“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搭上内地经济腾飞的“顺风车”,努力实现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之“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寻找并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优势、经济特色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繁荣的问题。这也是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否成功、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参照系。 

  实事求是而论,香港回归20年来,其经济发展之路并非坦途,而是荆棘丛丛,步履维艰。这不仅因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香港回归以前作为中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之不可替代的、甚至是“垄断性”的特殊地位的逐步减弱,而且也由于香港不断遭遇“天灾人祸”的冲击——前有亚洲金融风暴和非典疫情、后有全球范围的国际经济危机。同时也因为中央政府交付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中心工作不断遭到香港社会内部愈燃愈烈的“泛政治化”,尤其是“泛民粹化”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干扰,使其经济复苏和振兴之旅屡次受阻。回归20年来,正值香港处于由传统服务型低增值产业向现代知识型高增值产业全面过渡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关于香港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发展路向、发展模式如何重新择定的问题,始终在争论不休。因此,香港回归20年来,特区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一 

  许多人对于香港回归后经济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一国两制”之“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经济磨合要比政治磨合的风险系数和难度小。香港回归前后一段时间的“香港热”似乎也在印证这一预期。回归前几年间(包括1997年),香港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因为中英对抗走向低谷,而是被回归“利好”因素驱动,一路“看涨”。在香港回归以后短短几十天的时间内,1997年8月7日,“恒生指数”一度攀升至历史最高点。但是,由回归“利好”因素而强力刺激出的“香港热”,仅仅是掩盖了香港经济体系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尤其是楼市和股市的泡沫。香港回归后不久,一场席卷亚洲东部的金融风暴不期而至,自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下半年,国际投机资本连续四次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为了维护香港的本币币值稳定,维护联系汇率制度,特区政府依靠实力强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高调”入场救市,大幅度地提高本币利率,一举击退了国际投机资本对于香港本币币值和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冲击,维护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秩序。但是,这同时也让香港经济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楼市和股市狂泻,跌幅过半。据统计,以固定(2000年)市价计算,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历史性地出现了其经济起飞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1998年8月17日,“恒生指数”则一度跌至历史最低点。1998年10月,董建华在《一九九八年施政报告》中指出:“金融风暴对我们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暴露了香港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香港经济经过这些年的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目前香港的经济正经历艰难的调整期”。[1]但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普通市民,对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体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香港经济复苏、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期性、复杂性等估计不足。所以,特区政府执政之初提出的各种发展规划都是建立在将尽可能快地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一比较乐观的判断之上的。事实上,在香港经济真正走出谷底以前,在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真正成功以前,这些美好前景没有也不可能如期实现。2003年11月,董建华在一次关于香港经济形势的演讲中指出:“回想一九九七年,我们以为我唯一的挑战,是落实‘一国两制’……六年半过去了,我很高兴告诉大家,‘一国两制’切切实实成功了。”但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经济上重重挑战。”[2] 

  尤为严重的是,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体系的冲击仅仅是香港回归以来种种“天灾人祸”挑战的第一轮。2003年,在香港经济刚刚恢复元气之际,非典疫情又夺去了近300名香港市民的生命。本来,自1999年开始,香港经济的恢复进程尽管有所反复,但是已经逐步走出谷底,由于非典疫情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香港经济全面恢复的时间。2005年1月,董建华指出:“由于回归前的泡沫经济和表面繁荣,使我们产生优越的心态,即使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仍缺乏危机感,没有及时设法化解本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及早回应内地的经济进步。由此产生的影响,需要加倍努力和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消除。虽然现时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但还有不少问题和隐忧,我们仍要居安思危。”[3]2007年,经过不懈努力,当香港“已经重新回到上升的轨迹,经济已经全面复苏”[4]之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再度袭来,给香港经济以重创。直到2009年,香港经济才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曾荫权曾感慨道:“回归后,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经济衰退,在曙光初现之际,却爆发沙士疫症,令香港再受重创。其后经济复苏,我们经历了数年的景气,通胀又再出现。正当政府准备全力对抗通胀,去年年底金融海啸令各国陷入衰退危机。”[5]也就是说,回归20年,香港的建设在经济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一点也不逊于在政治发展方面所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 

  二 

  但是,让海内外中国人倍感欣慰的是,在香港回归以来不断遭遇到种种“天灾人祸”的挑战面前,特区政府和700万香港同胞没有被击垮,他们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决心和意志从未发生过动摇。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之“香港模式”的新路。 

  回归20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 

  早在2005年1月,董建华就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确立方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3] 

  曾荫权当选第二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反复向各方极力推介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香港的成功靠人流、资金流、物流以及信息汇流,这四大巨流造就了这个城市人气旺盛、活力充沛、生生不息的特点。”[6] “‘一国两制’在经过十年实践之后,大家都看到它的优势所在。香港只有立足国家,才可以面向全球,创造更美好的未来。”[4]曾荫权总结道:“经过一轮轮沉淀,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我们逐渐找到了共识。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此为立足点……香港的长处是金融、物流、资讯、贸易、航运、旅游等服务业,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深化这些优势,做到精益求精,我们以往做得好的,将来要做得更好。”[7] 

  梁振英当选第三任特区行政长官后,也向各界介绍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是:“香港人勤奋、拼搏、认真,有创业、敬业和法治精神。香港公务员优秀、高效、廉洁;香港司法独立,治安良好。香港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建设,也有广泛而紧密的海内外人脉关系。这些都是香港极为优秀的条件。”“我们的客观环境也极其优越。国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发展……中国内地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继续带来新机遇。”“只要掌握这些条件和机遇,香港可以更上层楼。”[8]“我们要善用、巩固及提升香港现有的优势,加强与国内外的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9] “香港的经济发展有独特优势,我们要坚定信心,掌握机遇,奋发进取。”[10] “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有‘一国’之利,‘两制’之便。面向内地的高速发展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本届政府和香港社会用好‘一国两制’的独特双重优势,以经济发展之力,行改善民生之策,同时亦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倡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香港‘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和‘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因此越来越突出……香港本着‘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原则,机遇无限。”[1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展创新科技和“再工业化”,是特区政府为使香港经济尽快实现全面复苏和振兴而采取的两大战略举措,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可以从《施政报告》中看到特区政府的坚强决心:“政府非常重视培育创新及科技产业,已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软、硬件支援,并资助大学、科研机构和业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我们会继续培养重视创新及科技的氛围,鼓励对创新及科技的投资,强化‘官产学研’的结合。”[9]“政府为创新及科技发展提供五个策略环境,包括为企业、科研机构及大学提供世界级的科技基建;为产、学、研持份者提供财政支援,将研发成果商品化;培育人才;加强与内地及其他地方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缔造充满活力的创新文化”。“我们正成立创新及科技局。”[12]“新成立的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将大力统筹、协调、支援和配合香港创科事业的发展,包括统筹好大学、科学园、工业邨、数码港、生产力促进局、应用科技研究院及其他4个研发中心,建设好科研、开发和生产体系。2015年是香港的创科年:创科局和港科院先后成立”。“‘再工业化’有潜力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10] “创新及科技(创科)不是口号,而是提高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新动力”。“香港‘再工业化’进程中的优势产业包括生物科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创科局、投资推广署及各地的经贸办会主动争取相关企业来港。政府会与生产力促进局成立‘知创空间’,分享实用技术和技能,推动转化科技创意为工业设计或产品,支持本港的初创文化及‘再工业化’。”[11] 

  回归20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善用内地因素”。 

  从香港“一国两制”建设一开始,特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香港的经济发展要借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内地经济腾飞的大势“青云直上”,“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要“善用内地因素”。 

  董建华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基本点;也是特区政府制订与内地关系政策,以致制订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点。”[13] “祖国内地历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角色……在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功能;以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如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的作用。”[1]“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工商业支援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14] 

  曾荫权指出:“我们的发展策略,就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致力加强自身优势”。[15]“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到适当的重要角色。全球化与中国崛起已合而为一,香港适应全球化,与融入内地,并非两相矛盾的发展道路。香港既已回归祖国,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令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都会。”[6] 

  梁振英指出:“香港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一直得到国家的关怀和支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仅在内地拓展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广阔腹地,而且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世界上亦日益巩固和提高。”[8]“过去35年,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9]“在经济方面,香港有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用好这些优势,香港不仅可以提高发展速度,同时可以配合国内外的发展需要,继续壮大固有的龙头产业,并培育新的产业,丰富产业内容,做到百业兴旺”,“香港的大小产业,都有一个共同优势,就是在中国内地和外国之间的联通作用,是国内外的‘超级联系人’。”[12] “自香港回归祖国以来……CEPA、‘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将落成的大型跨境基建,都印证了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成果。”[11] 

  至于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如何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如何充分发挥香港的经济资源、经济优势以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内地的互利共赢等具体问题,特区政府也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以及配套落实措施。例如,梁振英就明确指出:“特区政府将积极参与和配合国家落实‘一带一路’策略”。“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补性强,发展协同效应的潜力很大。香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如金融、贸易物流、高端服务业和旅游,以至香港的新兴产业,都可以配合国家‘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策略”。特区政府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负责制定香港参与‘一带一路’的策略和政策,并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负责推动研究工作,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及贸发局、旅发局等机构,以及与中央部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业界、专业团体和民间团体联络。”[10] “政府继续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凭着‘一国两制’及其他优势,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并配合国家和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策略,为青年人创造机会,也为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添加动力。”[11]这些反映和体现了特区政府的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并且也会为新一届特区政府所继承和发扬光大。 

  三 

  对于特区政府将香港定位为祖国内地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窗口、桥梁、国际通道”和“超级联系人”,并提出了“背靠内地、面向世界”之“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和“善用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政府和内地是全力支持和配合的。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经济发展遭遇严重困难之际,朱镕基代表中央政府指出:“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16]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在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支援之际,江泽民代表中央政府指出:“能否促使香港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一国两制’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中央已作过研究,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17] 

  内地全力确保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的敞开供应 香港受自身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其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主要来自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淡水、食品、农副产品、电、天然气等的稳定供给。据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披露:“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场活猪95%、活牛100%、活鸡33%、河鲜产品100%、蔬菜90%、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