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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翠萍:“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与发展
发布时间: 2019-11-29    作者:孙翠萍    来源:国史网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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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回归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澳门在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政制、经济以及社会民生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国际知名度日益提升。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历程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的主要特征是确立“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下的管治方式,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稳步推进澳门政制、经济与社会民生各项工作开展。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更加强调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所需,澳门所长”,澳门与内地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国两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权在澳门的落实 

  “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与“两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1]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依法对澳门行使管治权。 

  (一)组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机关 

  澳门回归前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筹备委员会包含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代表性。5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出席成立大会并向筹委会全体委员颁发了任命书。[3]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推选委员会全部由澳门永久性居民组成,共200人。[4]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何厚铧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5]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国务院第264号令,任命何厚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6]这些工作确保了中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特区)成立时即实施有效管治。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经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为第二至第五任行政长官,任免了历届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国家领导人还出席了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就职典礼。 

  (二)负责管理澳门特区的防务 

  澳门基本法第14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7]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门特区驻军是履行防务的需要。1998年9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在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致词中指出:“根据我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在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是必要的。”[8]1999年6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以下简称澳门驻军法)。[9]12月20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门驻军是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10]驻澳部队进驻澳门后,依照澳门基本法和澳门驻军法,开始履行防务职责。 

  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曾视察过驻澳部队。驻澳部队依法履行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澳门特区安全的职责,此外,他们还踊跃参加澳门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开办澳门青年夏令营等活动,加强军地互访联系,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展现了威武之师的良好形象。 

  (三)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职权 

  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澳门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澳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做出增减决定。目前共有12部全国性法律列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并在澳门实施。[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 增加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人民日报》2017年11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网,https://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an3,2019年8月10日。]二是对澳门特区做出新的授权。例如,1999年12月18日,国务院决定:“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起接收和负责核对原澳门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11]2009年6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珠海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与横琴岛其他区域实行隔离式管理”。[12]7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依照法律签发澳门特区电子护照和电子旅行证”。[13]2015年12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草案)》,明确澳门水域和陆地界线”。“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管理海域从澳门陆地向东、南方向划定,面积为85平方公里”。[14]三是对澳门基本法做出解释。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15]为根据澳门基本法第十八条和附件三的规定在澳门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等提供了法律依据。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16]四是对澳门特区政制发展做出决定。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17]五是对澳门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予以备案审查。此外,中央政府还行使管理与澳门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支持、指导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职权。 

  “一国两制”下澳门高度自治,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在澳门回归15周年之际,习近平曾指出:澳门回归后,“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行使,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受到充分保障。广大澳门同胞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广泛自由和民主权利,澳门民主政制有序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他还对澳门此后的发展提出了“四点希望”。[18]从澳门回归15周年到澳门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在已有基础上不断发展。 

  (一)澳门施政格局的确立与发展 

  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架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确立了行政主导体制。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首长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设司、局、厅、处”;[7](p.23)澳门基本法第四章规定了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性质、职责范围、任职条件等,规定了行政与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并在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分别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7](pp.18~33,49~51) 

  澳门政制发展稳健有序,其公共行政改革是澳门政制发展的亮点。 

  1999~2009年是以何厚铧为行政长官的第一届、第二届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时期。在此期间,特区政府主要围绕提高行政效率及提升服务水平等开展公共行政改革。在该阶段,澳门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优化组织架构,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在机构设置上,特区政府按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于2001年设立警察总局和海关,设立民政总署,成立新的澳门基金会,原司法官培训中心重组及更名为“法律及司法培训中心”,“立法事务办公室也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原有部分职能改由法务局负责”,并易名为“国际法事务办公室”。[19]澳门特区政府还进一步完善投诉机制,认真处理市民的投诉及意见。 

  二是推行“服务承诺”和“一站式服务”,推出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致力于提高政务服务水平。2002年,特区政府制作《“服务承诺”——基本要求》及《行动指南》等规范性文件。[20]2002年10月,特区政府法务局属下的登记及公证部门推出“一站式”服务模式,以简化现有的行政程序,给市民提供最大方便。[20](p.69)至2004年底,澳门特区“共有11个政府部门推出26项‘一站式’服务”。[21]2007年6月,特区政府公布《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明确定出34项行政改革项目和38项法规项目”。[22]至2009年底,《路线图》执行取得丰硕成果。根据《路线图》执行的总结报告显示,“在规划的34个行政改革项目中,有33项已完成,另外1个项目亦已展开工作”,“在法改项目方面,在列出的38项中,政府已完成25项及已展开13项”。[23] 

  三是组织特区公务人员培训,提升公务员素质。2001~2002年,特区政府与新加坡民事服务学院合作开办《中、高级公务员管理发展课程》。特区政府还为全体公务人员设置了“公务员基本培训课程”,至2002年底共开设239班,参与人数达7129人。[20](p.71) 

  四是肃贪倡廉、强化问责,促进特区政府廉洁高效运作。2007年,澳门特区廉政公署侦破重大贪腐案件——欧文龙案[ 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原司长欧文龙2006年12月被廉政公署拘捕,经终审法院初审后,被移送路环监狱羁押。2007年4月,廉政公署完成对相关案件的初步调查工作,正式将案件移送检察院。8月1日,终审法院完成对欧文龙案的预审程序,11月5日,此案正式开审。2009年4月22日,终审法院裁定欧文龙触犯滥用职权、受贿和清洗黑钱等24项罪名成立,综合两阶段的判刑,裁定入狱28年6个月。参见《2010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0年版,第19页。],对强化廉政建设有重要意义。2009年8月,新修订的《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及《公务人员职程制度》正式实施。12月,《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离任的限制规定》正式实施。[23](p.120)这些制度与规范的实施,为强化澳门特区公务员管理、加强对澳门特区领导及主管人员的问责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具有积极意义。 

  2009~2019年是以崔世安为行政长官的第三届、第四届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时期。在此阶段,崔世安明确提出建立阳光政府的理念。崔世安在2010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强化廉政建设,以切合构建阳光政府的施政方向,继续加强肃贪倡廉”,“将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官员问责的体制”,并将“推行科学决策,打造阳光政府”作为特区政府施政的突破口。[24]在2011年施政报告中,崔世安进一步明确了构建阳光政府的主要内容。对于公务人员,“为了深化及巩固官员问责制度,体现问责的精神,特区政府配备多项规范与措施”,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通则及相关守则、《领导及主要人员行为准则——义务及违反义务时的责任》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已经实施的《政府组织纲要法》、《就职宣誓法》、《财产申报法律制度》、《关于订定内部规范的法律制度》、《对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离任的限制规定》、《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基本规定》等法律和《领导及主管人员通则的补充规定》行政法规”。[25]同时还强调构建公平、和谐的工作环境,着力制度化建设,适时调整和整合部门以及完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新设发言人机制、政策研究室等。 

  2012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门特区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正案,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正案予以备案后,[26]接着完成了本地相关工作,推动澳门政制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行政长官选举法》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法》的修订法案于2012年8月29日经立法会细则性审议通过,为2013年立法会选举和2014年行政长官选举提供法律基础”。[27]崔世安在第四任行政长官任期内提出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社会善治的主张,强调落实精兵简政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点,“制订《2015年~2019年澳门特区电子政务整体规划》”,[28]设立公务人员投诉管理机制,推进领导官员绩效评核工作,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委员会,开展公共行政架构重整,规范行政、政治、法律、道德四大问责规定,健全问责的配套制度,设立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研究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互派公务人员交流学习,推动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整体来看,何厚铧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两个任期内做了诸多基础性工作,该阶段是澳门特区政制奠基和擘画的初期。崔世安任行政长官的两个任期的施政则在既有基础上根据国家整体发展大局的需要,根据落实澳门基本法的需要以及澳门政制发展的需要进行深化和调整。2018年12月17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表示“中央对崔世安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29] 

  2019年8月25日,贺一诚当选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30]9月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依法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31]澳门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为推动澳门继续向“优化民生、多元发展”的目标迈进,把“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继续推向前进创造了条件。 

  (二)澳门经济民生的发展与成就 

  回归以后,澳门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指导下,不论在经济发展还是民生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知名度日益提升。 

  澳门经济规模不大,但外向度高,是中国两个贸易自由港之一,具有单独关税区地位,与国际经济联系密切,更与欧盟及葡语国家有着传统和特殊的联系。澳门回归后,经济快速发展,本地生产总值及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都有了显著增长。2018年本地生产总值为4403.16亿澳门元,是2001年本地生产总值547.18亿澳门元的8倍有余。[ 根据《本地生产总值及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https://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Lang=zh-CN,2019年8月23日)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回归后,澳门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升。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人均GDP排名,澳门位居世界第二。[32]澳门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贯彻落实基本法以及澳门同胞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回归后澳门的经济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迎接挑战、创新发展的结果。回归初期,澳门经济延续了回归之前的颓势,在谷底徘徊。澳门特区政府在施政初期提出了“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方针,此后经2002年博彩专营权的放开以及2003年“非典”后内地部分省市对澳门开放“个人游”等措施之后,澳门经济开始起飞。 

  2004年5月18日,“获准以‘转批给’方式经营幸运博彩业的美资公司——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金沙娱乐场正式开业,标志着澳门的幸运博彩业进入了实质开放阶段”。[21](p.46)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特区政府注重加强扶助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经2008年、2014年的两次短暂调整,特区经济恢复同比正增长,2018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为666893澳门元。[33]崔世安在2019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目前,澳门经济持续向好,失业率维持低水平,公共财政稳健,民生获得改善,整体社会将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34] 

  澳门特区政府坚持澳门基本法确定的量入为出原则,实施稳健的财政金融政策。“截至2018年9月底,特区财政储备中的基本储备为1,475亿元,超额储备为3,670亿元。2017年财政年度的预算结余为404亿元,待完成有关结算程序后,超额储备总额将达4,074亿元,即财政储备总额5,549亿元,外汇储备1,548亿元”。[34](pp.7~8) 

  在财政盈余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特区政府根据“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理念,坚持以民为本,重视改善民生福利。为聚焦民生改善,特区政府坚持以多点支撑、多重覆盖为原则,以短期、中期、长期政策结合为基础,巩固社会保障安全网。 

  特区政府实施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完善双层社保体系,充实多元惠民措施。“《非强制性中央公积金制度》正式实施,标志着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踏入新里程”。在2019年施政报告中,崔世安提出:“根据相关调整机制评估,建议2019年1月调升最低维生指数为4,230元。建议继续向受益家庭多发放一份全数经济援助金;向三类弱势家庭发放特别补助;透过‘社会融合计划’发放特别生活津贴”;“继续实施社屋住户豁免租金,向符合资格的社屋轮候家团发放临时住屋津贴”。“建议明年[ 指2019年,下同。]普通残疾津贴调升至每年9,000元,特别残疾津贴调升至每年18,000元”;“对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按学年发放‘学费援助’”;“继续对合资格全职低收入受雇人士每月补贴至5,000元”;“建议明年养老金调升至3,630元,敬老金维持9,000元”;“建议2019年继续实行现金分享措施”;“延续每学年发放‘书簿津贴’”;“继续向在广东省就读非高等教育的澳门学生提供学费津贴”;“继续第三阶段‘持续进修发展计划’”;“继续向每名澳门永久性居民派发600元的医疗券”;“落实优生多育政策,继续调升社会保障基金的出生津贴至5,260元”;等等。[34](pp.10,11)二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快建设宜居城市。三是推进教育全面发展,实施多元人才培养规划。2018年澳门就业人口中有36.4%具有高等教育学历,而2001年这一数据仅为13.1%。[35]四是从战略高度规划未来,统筹深化青年工作。五是落实健康城市,推动美满家庭建设。 

  澳门回归20年来,在政制稳健有序发展的保障下,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人均GDP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民生福祉大大提升,形成了“良政善治”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管治经验。 

  中央支持澳门特区发展、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澳门特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澳门特区政府也严格落实澳门基本法,根据“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自身作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会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36]讲话高度概括了内地和港澳发展同命运共繁荣的时代特征。中央支持澳门特区的发展和中央对澳门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是密不可分的。中央根据内地和澳门发展实际,采取多方面措施支持澳门特区的发展。 

  (一)支持澳门特区应对“非典”、国际金融危机等挑战,确保对澳门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稳定供应 

  2003年受“非典”肆虐的影响,“澳门入境旅客数目急跌26%;从而给旅游博彩业、饮食业及相关行业带来沉重打击”,并引发2003年第二季度的经济下滑,跌幅达1.7%。这时“中央政府适时推出自由行政策”,澳门经济迅速回升,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了24.7%。[37]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作为澳门经济支柱产业的博彩业从发展高峰期转入了调整期,澳门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减缓。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对澳门的影响,强调“会不遗余力支持澳门克服困难,保持经济稳定发展”。[38] 

  内地还向澳门提供水、天然气、电、农副产品等基本生活物资和所需能源,确保澳门同胞能够安居乐业。“澳门是淡水奇缺的地方,珠海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向澳门供水”。[39]2006年,“为使澳门人不受咸潮影响正常吃水,水利部对澳门供水问题制定了近期、中期、远期方案,从根本上解决澳门人吃水问题”。[40]2013年1月,中海油供澳门天然气管道正式开工建设,“该管道将在未来20年里向澳门输送天然气”。[41]根据2013年底的统计,珠海电网对澳门供电“从1984年的0.47亿千瓦时,到2013年前11个月的37.8亿千瓦时,供电量30年激增84倍,占到澳门社会用电量近九成,成为澳门主供电源”。[42]2017年澳门“天鸽”台风灾害过后,“商务部高度关注灾后内地对澳门鲜活农副产品供应工作,及时与澳门特区政府取得联系,并对内地经营公司进行了工作部署,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澳门市场鲜活农副产品稳定供应”。[43] 

  (二)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支持澳门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2003年10月17日,商务部副部长安民和澳门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谭伯源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这是内地与澳门经贸发展新的起点和里程碑。[44]2004~2013年,内地与澳门先后签署了10份《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45]2009年1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46]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港澳发展内容单独成章,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47]2015年11月28日,《〈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在澳门签署,“内地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48] 

  2018年11月12日,习近平在会见港澳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指出:“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香港、澳门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门抓住机遇,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49]崔世安在施政报告中就2019年施政重点指出:澳门特区“以‘夯实优势基础,迎新发展时代’为重点工作方向,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34](p.167)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作为。澳门特区政府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澳门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定位,充分认识到“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对澳门的既有定位是‘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参与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50] 

  (三)支持澳门特区与内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货物通关便利化,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与内地有关部门建立多方面的交流合作 

  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道路交通网,为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树立了典范”。[51]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该办法自2018年9月1日起施行。[5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的正式实施,便利了澳门居民在内地学习、创业、就业和生活。在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合作,拓展实现“一程多站”旅游模式[50](p.221)、跨境养老、医疗、社会福利、社会援助等方面,内地有关城市也和澳门特区进行互动对接和互利共享,建立交流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内地与澳门互相支持、互相扶助,人文交流活动也不断增多。 

  综上所述,澳门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发展向好。“一国”与“两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澳门实践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良性互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成就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澳门能够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与澳门特区依法施政、严格贯彻落实澳门基本法是分不开的。2009年1月5日,澳门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23](p.17)填补了澳门回归后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方面的空白。而澳门稳健发展的政治体制为澳门经济、社会民生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澳门经济尤其博彩业的利好为支撑澳门特区推行阳光政府、“以民为本”、“科学施政”的“良政善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良性互动共同成就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在2019年施政报告中,崔世安提出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未来,统筹深化青年工作。[34](p.15)青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而青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爱国意识要从小培养,才能根深蒂固。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回信勉励澳门少年儿童,希望同学们“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作贡献”。[53]回信既体现了中央领导人对澳门青少年的殷切期望,也提出了要求与嘱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定位下,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在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的带领下,澳门扬长避短、抓住机遇、乘势而为,未来会更加美好。 

  [参引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人民日报》2014年6月11日。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8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 

  [3]范丽青等:《回归祖国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澳门特区筹委会在京成立 李鹏委员长向筹委会全体委员颁发任命书》,《人民日报》1998年5月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1998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98年11月8日。 

  [5]王荣久等:《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举行第三次全会 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产生 何厚铧当选 将由筹委会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人民日报》1999年5月16日。 

  [6]王荣久:《何厚铧赴京接受任命》,《人民日报》1999年5月24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页。 

  [8]范丽青、姚晓娜:《澳门特区筹委会三次全会开幕 钱其琛在致词中指出,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门特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是必要的》,《人民日报》1998年9月19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99年6月30日。 

  [10]《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在澳门驻军?》,《人民日报》1999年4月27日。 

  [11]《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的决定〉》,《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9日。 

  [12]魏蒙:《澳大新校区用地移交澳门特区政府》,《人民日报》2009年9月15日。 

  [13]《外交部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电子护照电子旅行证发布公告》,《人民日报》2009年7月2日。 

  [14]赵博:《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中央人民政府明确澳门特区水域和陆地界线发表谈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 

  [15]《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籍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 

  [16]《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2年1月1日。 

  [17]毛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京闭幕》,《人民日报》2012年3月1日。 

  [18]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1日。 

  [19]《2002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2年版,第64页。 

  [20]《2003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3年版,第70页。 

  [21]《2005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5年版,第36页。 

  [22]《2008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8年版,第61页。 

  [23]《2010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0年版,第59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一零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第21、27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网,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0_cn.pdf,2019年6月16日。 

  [25]《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〇一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第27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网,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1_cn.pdf,2019年6月16日。 

  [26]傅旭:《澳门特区“两个产生办法”修正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修正案〉的决定(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2年7月1日。 

  [27]《2013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3年版,第59页。 

  [28]《2016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6年版,第15页。 

  [29]赵博、谢环驰:《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崔世安》,《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8日。 

  [30]《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发表谈话》,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http://www.hmo.gov.cn/xwzx/zwyw/201908/t20190825_21161.html,2019年9月4日。 

  [31]《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次全体会议 决定任命贺一诚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韩正等出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http://www.hmo.gov.cn/xwzx/zwyw/201909/t20190905_21192.html,2019年9月5日。 

  [32]柳智毅:《澳门回归20年经济民生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港澳研究》2019年第1期。 

  [33]《本地生产总值及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https://www.dsec.gov.mo/PredefinedReport.aspx?ReportID=32&Lang=zh-CN,2019年8月23日。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〇一九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第7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网,https://images.io.gov.mo/cn/lag/lag2019_cn.pdf,2019年6月17日。 

  [35]《2019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9年版,第170页;《2002澳门年鉴》,第191页。 

  [36]李昌禹、王晔:《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 

  [37]《2004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04年版,第29页。 

  [38]李凯:《温家宝分别会见曾荫权何厚铧》,《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0日。 

  [39]新华社:《珠海市对澳门扩大供水工程落成》,《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3日。 

  [40]傅旭、孙立极:《风雨兼程 十年辉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纪实》,《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6日。 

  [41]陈仁泽:《内地全力保障港澳水电气供应》,《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42]罗艾桦:《珠海对澳门安全可靠供电30年》,《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3日。 

  [43]王珂:《确保澳门灾后农副产品供应》,《人民日报》2017年8月25日。 

  [44]房宁:《〈安排〉将对澳门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8日。 

  [45]《2014澳门年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2014年版,第151页。 

  [46]李左舟、左娅:《升级珠三角》,《人民日报》2009年1月9日。 

  [4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48]刘畅:《内地与澳门将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9日。 

  [49]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 

  [50]《2019澳门年鉴》,第69页。 

  [51]吕小炜、鞠鹏:《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刘欢等:《着眼发展大局,共享时代荣光》,《人民日报》2019年2月22日。 

  [5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人民日报》2018年8月20日。 

  [53]《习近平回信勉励澳门少年儿童 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人民日报》2019年6月2日。 

  [作者简介]孙翠萍,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易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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