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葡萄牙的愚蠢选择
　　面对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葡萄牙当局同英国当局一样惴惴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1月，即解放军渡江前三个月，葡驻华公使丰赛嘉在提交葡外长马塔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分析了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势力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很可能会结束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他提出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式的问题：一旦中共对澳门采取行动，“列强又会持什么态度？”
　　丰赛嘉说：“综观各方面情况，我们只能从以下两种立场中做出选择：一、美国立场，即如果新中国政府不对前政府签订的条约和承担的义务以及对‘民主’做出各种保证，则对新政权不予承认；二、英国立场，即设法尽早承认，以此对新政权表示欢迎和好感。”
　　葡国政府最初考虑追随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葡萄牙的传统盟友，更重要的是英国也有一个与葡萄牙类似的香港问题。1949年1月葡外长马塔致电葡驻英大使贝克，说澳门兵力只够镇压共产党在澳门的挑衅，但不足以反击可能的所谓“入侵”。因此建议英国必须与葡萄牙一起协防共军进攻。
　　英国接到建议后犹豫了几个月。期间发生了英国紫石英号军舰与我渡江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英国不想把事件闹大而殃及香港，况且他们知道葡萄牙善于渔利，又不会完全听命于英国政府。两国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几经考虑，英国决定拒绝葡萄牙的建议。6月15日，英国政府告诉葡国政府，他们决定守卫香港，但是不能许诺在澳门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
　　葡国政府恼羞成怒，强烈抗议英国政府违反1661年两国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条约。无奈之下，葡萄牙当局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并很快得到回应。9月13日，美国第七舰队访问澳门，舰队指挥向澳督许诺，一旦澳门有难，他将率队前来协防。原来，美军第七舰队正在执行美国政府的一项使命，游说亚洲各国，孤立新中国，为盟友撑腰。这样，葡萄牙当局又攀上美国这位新的老大。

　　11月1日，英国政府向各国发出承认新中国的备忘录。葡国外交部回复，说他们不能不关注中国新政权对澳门的态度；目前还应考虑同西方国家采取相同态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葡国是否承认新中国，一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澳门立场，二是美国承认新中国，它才承认。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港澳政策不取决于英葡两国的港澳立场，而是着眼于新中国的长远利益。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指出：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有利。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这次谈话是新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由来。新中国政府宣布港澳是英葡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没有把接受这一观点作为英葡两国与中国建交的条件。新中国开出的建交条件适用于一切国家。这就是承认新中国，与台湾断交。
　　葡萄牙一味追随美国，完全不考虑中国立场，反而狂妄地把中国对澳门的态度作为与中国建交的前提。他们还愚蠢地认为，这一招儿颇见实效，使中国不敢轻易回收澳门。
　　1952：澳葡当局登门致歉
　　实际上，这种愚蠢常常导致葡国和澳葡当局自取其辱。试想在中国领土上，弹丸之地的澳门与广东不过一墙之隔，经济生活样样离不开祖国。葡国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一旦澳门有事，中国方面并无大碍，而澳葡当局可就惨了。他们一般只能同广东交涉，要找中国政府，非求助第三方不可。
　　关闸是澳门连接内地的口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葡方在关闸北中方一侧不远处偷设了一个岗亭，企图蚕食中方土地。到了1952年，这个岗亭仍在。7月25日，驻守岗亭的葡国士兵与我边防军士兵发生武装冲突。葡军首先开枪，我方进行自卫。双方交火长达两天，互有死伤。中方派人入澳交涉，提出葡方不但闯入中国地界，还首先开火，须负全部责任，遭葡方拒绝。8月2日，中方宣布封闭关闸通道，暂时断绝了澳门的生活资料来源。仅20天，澳葡当局便撑不住了，只能妥协，答应中方条件。由于两国没有邦交，中国边防军不承认葡方官员的身份，澳葡当局只好派澳门华人商会主席何贤（何厚铧之父）出面交涉。
　　8月23日，澳葡经济局长罗保在何贤等人陪同下，带着他签署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司令致歉。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把岗位撤至关闸外葡方一侧，答应赔偿中方人民币4.4万元。

　　1955：四百年庆典偃旗息鼓
　　1955年葡国政府在澳门搞了一系列宣誓主权的活动：1月14日，批准成立纪念澳门400周年活动组织委员会；7月5日，颁布《澳门省章程》，把澳门划为葡萄牙的海外省；8月25日，授意澳葡总督史伯泰任命何贤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委员，制造华人参政的假相；10月12日，400年组委会决定11月份在澳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揭幕纪念碑、发行纪念邮票等，葡萄牙将派一名部长出席。这些活动带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示威的性质，同时也是想造成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澳门属葡萄牙领土。
　　中国政府虽然不想马上收回澳门，但是对挑衅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非常愤怒。10月8日，周恩来总理宴请来访的港英总督葛量洪，请他带话给葡方。周恩来严肃指出，听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庆祝澳门殖民地成立400周年。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喜欢这种典礼，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两个殖民地的共产党人也会有所行动，后果很严重。葛量洪建议，如果典礼只限一天，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整个典礼要取消！
　　10月12日，葛量洪总督回到香港后向澳葡总督史伯泰转告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史伯泰很明智，表示不再搞庆典活动。但是这个意见被葡国政府否定了。第二天，澳葡当局还是公布了庆典计划。直到葡国政府接到英国转来周恩来关于庆典活动的备忘录，才感到必须下令取消庆典。他们对外宣布的理由是“缺乏足够的经费”。葡国政府仍不死心，认为澳门400周年总要留点什么。于是，庆典活动虽然取消了，纪念碑工程却照旧进行，结果又遭到澳门同胞的抗议，被限令48小时内拆除在建工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澳葡当局被迫炸毁纪念碑，并悄悄取消了原定的小型纪念活动。

　　1966：澳葡总督签下认罪书
　　葡当局以落后的殖民主义方式治理澳门。澳葡当局的公职岗位几乎都由葡人或澳生葡人占据。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受到排斥。其结果不仅统治者不懂中文，被统治者也不懂葡文，而且整个教育水平不高，难出人才。中华民族是重视教育的民族，澳门同胞也不例外。官方不办学，他们就坚持自办，不畏强暴。
　　1966年7月，澳门氹仔岛的居民自筹经费修建小学。申请提交了三个月，仍未得到澳葡当局的任何答复。居民们决定在业已承租的地段先行开工。11月15日，澳葡当局以非法建筑为由派出警队拆除工程，与工人发生冲突，结果，40人被打伤，64人被捕，其中包括两名《澳门日报》记者。次日，氹仔街坊总会向澳葡当局提出惩处肇事者、谢罪、赔偿、释放被捕者等五项要求。18日，氹仔居民小学筹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不得阻止建校、确保居民权利等五项要求。但是澳葡当局不是拖延敷衍便是一口回绝。这就激怒了澳门社会各界，使抗议和冲突不断发生。12月3日，澳葡当局在总督府前开枪扫射前来示威的中国师生，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被捕的严重后果，史称澳门“一二·三”惨案。
　　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高潮中，除《人民日报》和文革小报发文谴责和声讨外，广东和各地红卫兵还云集拱北，试图冲破解放军的阻拦，进入澳门解救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国际社会也反响巨大。12月5日，联合国托管理事会通过了亚非组提交的一份因美英阻挠而没有实施的议案，建议安理会敦促各国与葡断交，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由于问题严重，葡国政府不得不通过驻法大使联系中国政府以平息事态。中国政府答复得十分巧妙：澳门所发生的事情是地方问题，应与广东当局磋商解决。澳葡当局被迫吞下无邦交的苦果，屈尊去找广东地方政府联系。12月9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了一位外事处处长，直截了当地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及群众团体的全部要求，并清除国民党在澳势力。10天后，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又限期澳葡当局携具体方案前来谈判。22日，双方会谈的结果是，葡方接受中方的全部要求。最后，中方拿出一份拟就的澳葡当局“认罪书”，令葡方人员带回去，请他们的总督在上面签字。
　　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澳葡当局“认罪书”，葡文译为“投降书”，由两份文件构成：《澳葡当局对澳门中国居民各界代表所提出抗议书的答复》和《澳葡当局对于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声明所提四项条件的实施条款》。这两份文件在里斯本引起了巨大的惊恐和激烈的争论，被葡方视为奇耻大辱。争论双方都认为，这是让他们在遭受耻辱和放弃澳门之间进行选择。
　　1967年1月29日，澳葡总督嘉乐庇在国内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签署了“认罪书”，他负不起放弃澳门的责任。“认罪书”后来发表在1967年2月2日的《参考消息》上，成为中葡关系史上由双方地方政府议定的一份独特的外交文件。
　　1979：神秘的中葡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