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补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澳门
　　真正进入中国并不容易。
　　在7世纪的唐代和13世纪的元代，基督教曾经两度传人中国，都未能立住脚跟。其原因种种，主要的大概还是当时中国的儒家文明远高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到了16世纪，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为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铺就了阶梯。
　　有了两次前车之鉴，东来的传教士便格外小心翼翼。
　　在十五六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隶附于神学院之中。因此，经过神学院正规训练出来的传教士，往往都是术有专长的饱学之士。但要来中国传教，还必须熟知中国文化，才能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和高层。于是，始建于1563年的圣保禄教堂，即今天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牌坊”，便附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这是西方教会在东方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其目的是教给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方法。从16世纪以来澳门确实荟萃了一大批日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扬名的各国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法国的金尼阁、葡萄牙的徐日升、比利时的南怀仁等。他们以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雅谈吐，博得文人学子、达官贵胄，乃至当朝皇帝的青睐，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作为西欧列强殖民东方的历史之一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夹杂着许多宗教以外的并不神圣的目的；但作为传教士个人，他们往往有着令人感动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据说当年利玛窦为了进入中国传教，曾经竭诚在圣保禄学院修习了两年；来到广州后，为了能够进入北京，他甚至宣布脱离自己的国籍，愿做中国子民；而后又剃发去髭，穿上僧袍，俨然一个洋和尚；最后才重新换上儒服，交结官员文士，经过这一番努力，总算进入中国士族政治的核心。
　　有着这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业绩当然令人刮目相看。他们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来中国传播西方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舆图学、医学、建筑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以西方的科学理性，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的玄学清流，使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蔚成风气。另一方面，他们来中国久了，广泛地接触中国的社会，深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同时又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承载者，热心将中国古代的典籍著述，译介到西方。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翻译《四书》；金尼阁也在天启六年(1625年)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之后又有殷铎泽和郭纳爵以《中国的智慧》为名翻译《大学》；殷氏后来又以《中国的政治道德学》为名翻译《中庸》。其他如《论语》、《易经》、《诗经》、《礼记》等都有多种拉丁文译本出现。1585年由传教士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1658年由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中国历史》(上古部分)，相继在欧洲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风行一时，大大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这些传教士在回国复命时，还携回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如柏应理返罗马时带回了四百多册书，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白晋返法时将三百多卷中国图书送给国王路易十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傅尔蒙皇家文库，藏有数千卷中国图书，大都来自这些传教士的搜罗。
　　这一切都是经由澳门——中国最早一个开放门户进行的。历史给予这块备受殖民之辱的中国土地的补偿，是在中国南部大陆的边沿，站立起了一座属于世界交通史、世界贸易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历史名城。
　　记住澳门，不是记住它曾经显赫的教堂，而是记住它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曾经拥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澳门的“中国”和中国的澳门 　
　　一位研究澳门文化的葡萄牙学者潘口明神父，曾经考察了百年前澳门洋人和华人的居住情况。他从半岛的中部划一道线，中部和东南部古城一带是“洋人区”：在“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的住宅和小巧别致的宫殿及其花园和西方果树”的异国情调中，“从晨曦微露到夜幕降临，教堂悠扬深沉的钟声，兵营里阵阵撼动山岳的战鼓声与雄浑激越的军号声，赋予澳门以独特的色彩”。而从妈阁庙到莲峰庙的内港沿岸是“华人区”，传统的衣着打扮和生活习俗，大同小异的一层或二层的小楼，以及穷人用土砖砌墙、茅草盖顶、木桩支撑的棚屋，使你直觉是走在南方某个古老的村镇。面对在不及五平方公里的小小半岛上这种界限清楚、互相对峙的文化差异，这位神父不能不感慨：“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
　　这也是澳门独特文化生态的象征。西人东来，悉心研究东方文化，但他们在澳门的生活并不愿有太多东方文化浸入其间。同样，居住在澳门的华人，虽然满眼洋玩意儿，仍然不为所惑地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可以把这种二元乃至多元的不同文化在澳门的共处，比喻为一种“鸡尾酒现象”。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五彩斑斓，但细加审视，各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虽然在不同层次之间会有一道小小的过渡，但绝不是融合或化合——除了那被称为“土生”的葡人与东方人混种的后裔，是澳门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命题。
　　这样，尽管被异族人据而华洋杂处，澳门仍保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它一方面是历代由中原南迁的汉族移民的世俗文化，构成了澳门社会的中华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明清以来，随着大批士人入迁携带而至的中华文化的另一精英层面——士族文化，进一步提升着澳门中华文化的层次。
　　这自然与澳门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以租借为名的葡人的入踞，使澳门逸出于中国的政治漩涡之外。明清以来社会多变，便有一批批不愿趋势附庸的先朝名士，将澳门视作世外桃源和东山再起的将息之地避难而来。他们既超凡尘外，又关切事变，他们留下的大量作品，开拓了澳门文学充满忧患意识的优秀传统。
　　自晚明以降至民国之初近三百年，澳门有过一个传统文学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数量不菲的墨客骚人，一为避难而来的前朝遗民；二是宦旅澳门的各等官员；三系四方来澳游历、设席的文士；四是皈依天主前来学道读经的汉族教徒。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世情心态，以及澳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元的人文背景，构成了这一时期澳门文学的特殊风景，为近代中国文学添上精彩的一页。
　　因此，当你走过灯红酒绿的葡京大赌场，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澳门；你走进澳门市街，看到幢幢红白相间的欧式建筑，你也不要以为这就是澳门；你还需要进入寻常的澳门人家，流连在那香火氤氲的寺庙和民居，感受浸透其中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人伦天道，你才真正走进澳门社会的核心。这才是澳门的“中国”，或中国的澳门!跌落和回升：重塑澳门形象
　　1835年，一场大火把有着二百年辉煌历史的圣保禄教堂烧剩一堵前壁，那个培养了无数传教士的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也被这把火烧得无影无踪。
　　这成了澳门历史的象征，澳门开始陷落了。

五年之后，一场不光彩的战争使香港沦入英国殖民者手中。如同英国代替葡萄牙成为19世纪的海上霸主，香港也代替了澳门在东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位。
　　葡入踞澳比英入踞港早了近三百年。但葡人显然比英人缺乏远见。他们只忙于眼前的生意和如何进入中国内地，却忽视对澳门自身的建设。长久以来，半岛的澳门既没有铁路，也无机场，港口也较落后，更来不及发展现代工业。因此，一旦它在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失去之后，便不知干什么了。香港禁设赌场，便把赌场建到澳门来。于是澳门便成为香港人眼中的“澳门街”。豪商大贾携带万金来赌，家庭主妇每天挎个菜篮子也来赌。小赌怡情，大赌搏命，澳葡政府便成了主要靠收取赌税营生的不光彩的幕后庄家。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只供人凭吊过去，而一座鸟笼式的葡京大赌场则成了澳门醉生梦死的象征。
　　然而，绝大多数澳门人并不赌。尽管有人估计，澳门大约有一半的家庭在赌场及其相关的企业供职，换句话说，赌场及其相关企业曾经养活了澳门不止一半的人口。但这只是职业的无奈。我数度到澳门，认识不少澳门朋友，他们都极少涉足赌场。有朋友来也止于带他们到赌场观光一番，买二百元角子让朋友在老虎机前试个新鲜而已。可见近墨者也不一定都黑。澳门人依然保留着自己勤劳、克俭、重情和好客的纯朴民风。
　　历史有如潮汐，潮来将你推上浪尖，汐去陷你落入谷底。陷入低谷的澳门，终于等来了重新跃起的转机。1999年澳门回归，成为20世纪落幕之前最牵动人心的中国的最后一件大事。
　　当葡萄牙殖民政权不得不缩回伸向澳门窃据长达446年的那只“脏手”，连同这只“脏手”一道卷起铺盖的，还有那只靠赌场坐收渔利的葡萄牙在海外最大的钱袋子——东方基金会。
　　澳门正在经历一场既闹哄哄又静悄悄的变革。
　　我们坐在面对大片海域的会议室里，用不同语言高谈阔论澳门的历史、文化，楼下的车流人潮，又将我们拉回今日澳门的现实。旧的延续和新的鼎格，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澳门。重现繁盛容颜的澳门让我们刮目相看，但今日的景气与特区政府适度开放赌权不无关系。它既为澳门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也使澳门失去了昔日小城的宁馨，带给许多澳门人如我的朋友那样忧郁的眼神。然而这只是澳门的一面。与博彩业同时兴旺起来的还有澳门的旅游业，以及地产业、服务业和国际贸易。闻名而来的五大洲的游客，以及跨过昔日莲茎小道拥入澳门的内地同胞，更多是为瞻仰澳门的风采和寻找商机而来。充分认识到自己区位优势的澳门人，正极力施展自己的文化魅力，建树澳门的品牌。东亚运动会的隆重举办，“澳门历史街区”的申遗成功，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从政治协商、经济互动，到学术研讨、文艺展演和体育竞技，许多都选择在澳门举行。弹丸小城的澳门，却有着广阔的国际空间。回归十年，澳门正在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多元化星球可以共享的一个公共空间，仿佛当年所扮演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又重新归来。所不同的是，昔日是历史无意的补偿，今天却是澳门主动地担当。
　　我想起1984年在澳门的一次文学聚会，澳门的文化人提出了一个震烁古今的口号：重塑澳门形象!这是在澳门回归之前就开始萌醒了的澳门人的主人公自觉，它也是一个大题目，期待回归之后的澳门人和13亿的内地同胞来共同完成的一篇大文章。
　　只有这个时候，当我重提二十多年前的这个话题，我发现，我的朋友的忧郁的眼神，才灿然舒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