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教育了全党,中央决心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战胜困难。在毛主席主持下,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组织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果断的方针和措施。调整农村政策,整顿人民公社,下达《农业六十条》;调整工业,坚决把高指标降下来,整顿工业企业,制订了《工业七十条》;对科学、教育、文化也进行了调整,先后发出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1962年1月,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对“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平反。划分为“右派分子”的部分人,也在这时被摘掉了“帽子”。
在这个期间,我多次听到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以及在其自我批评基础上对全党的告诫。我看到中央、国务院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为战胜困难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周总理作为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人的艰辛,使我想起来就肃然起敬。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各位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周总理说:我们做错了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座的各位都在内。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嘛!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应当主动改正。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字方针,任务是很紧张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地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进行。”
“八字方针”在翌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下达全党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毛主席还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近几年调查做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又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吞吞,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