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举办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经典里找不到，是史无前例开创性的社会经济实验。因此，会上对特区建设的方针作了详细的研究。集中为以下几点：第一，特区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进行建设；第二，要做好总体规划，有序地开发，分期分片铺开，先搞好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创造投资环境；第三，在项目建设上，先上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在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同时，有条件的可以逐步上些房产、旅游项目；第四，为了吸收侨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可以略低于港澳，建议中央把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定为15%；第五，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的经济活动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通过这次会议，把中央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在讨论过程中，到会同志还根据特区创办起步的实践，考虑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产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我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得到大家的赞同。这次会议讨论的以上内容形成《纪要》，当年5月16日，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全国。

　1984年4月，听取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汇报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情况。举办经济特区涉及面广、政治性很强，党内外会有不少领导和群众不理解甚至反对，国外投资者也会有种种疑虑。因此，光有方针政策还不够，须得提请最高权力机关立法。这也符合我们改革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依法治国。

　随着各特区先后开工建设，我想，特区到底怎么个办法，如何才能办好，单在国内研究有局限性，得出去看看。于是，确定由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带队出访考察。参加这个考察组的有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等部门的同志，有粤、闽两省和深圳、厦门特区的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的同志也参加了，共九人。经费是联合国组织资助的。他们在1980年九十月间，先后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这6个国家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工业公园”。途经日内瓦时，还通过联合国组织，邀请十多位国外专家进行了两天咨询性的座谈。考察组从所见、所闻、所得的大量资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五条：立法比较健全，可操作性强；开发建设有总体规划，从小到大逐步建设；管理机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注重人才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政策优惠，广以招商。考察回国后，向党中央、国务院作了汇报。经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同意，1981年5月27日到6月14日，我在北京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两省的主要领导干部任仲夷、项南等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外，还邀请了多位经济学家参加。

　会前，国务院各部门和两省都做了充分准备。进出口委、中央组织部、劳动总局、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负责同志会前都带领工作组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进出口委的主持下，理论、经济界的专家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上认真总结了前段工作，参考国外各类经济性特区的成功做法，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举办经济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政策性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7月，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吸收利用外资迈开了步伐，开端不错；改革外贸体制着手进行，外贸出口呈现较多增长；两省通过改革体制，搞活经济，加快了发展；经济特区的建设相继展开。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贯彻实施，由决策构想变成了俨然在望的现实。就在这个时候，7月15日上午，小平同志找万里、姚依林同志和我谈话，对经济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对外开放，小平同志说，哈默石油公司对我有个启发，外资值得利用，长期计划中一些骨干项目，我们自己搞要十几年才能搞成，利用外资也许只要五六年。要搞，就早点动手，主动去搞。他还指出，要加快外贸改革的进度，要由“你那个委员会（指国家进出口委）统一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