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二月逆流”,这是当时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激扬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抗争,也是他们深怀忧国赤诚对毛主席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诤谏。被林彪、江青等人诬称为“二月逆流”的整个事件,主要是指2月份中央的两次会议(2月14日、1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以及围绕这两次会议几位副总理、老帅以及我们这些协助他们工作的老同志相互间所进行的沟通。
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气氛好紧张。总理没说几句话,叶帅即站起来很严肃地讲:“我请各位帮忙!我现在看得很明白,各省市党垮了,政府垮了,现在要闹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军队乱了,这后果很严重啊!”
徐帅猛然把桌子一拍,声音很响,很生气地高声说道:“我们不成,把我们撤了散了,让蒯大富来指挥嘛!”
叶帅离席怒气冲冲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
那边的人无一人吭气,总理圆了几句场,正好主席来电话,找总理他们去。一幕紧张的戏,猛然拉幕了。时五点有半。
再一次激烈的斗争,是在2月16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上。那天,我先挨了五个小时残酷批斗,身体和心情都痛苦极了。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站了一个小时后,机关一造反派,怒斥(我)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让我坐下好好记录。我坐下不到一分钟,谭厚兰在靠前排五六排处拍案而起,大骂机关群众并怒斥我:“谷牧!你这个三反分子,站起来!哪有你的座位!你们机关这是什么造反派,居然出题目,让他坐下……”从此一站(又)四个小时,而且口水未服……
因去西南出差的疲劳在造反派不断揪斗和骚扰下,尚未恢复,且关节炎加重,这次又一站五个小时,感到痛苦不堪。回到国务院,感到口渴、恶心,不想吃饭……身体是实在支撑不住了,大概是秋里同志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先念等领导,下午先念、震林在去开中央的碰头会前,都来看了我,情绪颇激动,长叹而去。
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
也许正是会前看到我的狼狈情况,心里淤积的怒火被调动了起来,谭老板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首先开炮。他质问:“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同志来?”话题是从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被召到北京引出的。张春桥说:“群众不同意他来北京。”震林同志厉声说:“你们老是群众!群众!你们说的是什么‘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越说越气:“渔船不生产了,我命令他们下海,说我是压革命,有机会就批我。你们到处斗争老干部,打倒老干部。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对你还是保的。”这句话更把我们“谭老板”激火了。他怒冲冲地说:“我用不着她保,我革命不是为了她江青。”“你们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就整了那么多人(这是批评康生的)。现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说着说着拍桌子站起来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壳,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到底!”说着拿起皮包就走。总理叫他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嘛!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会上的老同志深为震林同志这番痛快淋漓的刚正直言所鼓舞。总理问陈伯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陈毅同志说:“谁是革命的,现在还看不清楚?当年王明自称是最革命的、最正确的,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什么打游击可以,‘讲马列就不行了’等等。后来他怎么样?现在也还要看:究竟谁反对毛主席?究竟谁正确?历史会证明的……”“这样搞下去,党会成什么样子?连哭都找不到个地方。”先念同志说:“我已经哭了三次了!”秋里同志也说:“计委的造反派每星期斗我两次,他们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了!”叶帅、徐帅、聂帅也都就军队、被搞乱等问题激烈地发表了意见。
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志)披肝沥胆,慷慨陈词,丹心昭日月,风雷震华夏。在14日、16日的这两次会上,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一是我们的国家、军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的军队要不要稳定;三是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都打倒。这些都是触及“文革”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领导同志发言中还涉及“斯大林晚年”、“毛主席的接班人”等十分敏感的问题。
已经身入苦海的总理,在这两次会上没讲什么话。是啊!总理又能讲什么话呢!16日会后,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向毛主席汇报。
恶人先告状。16日当晚,在江青安排下,王力、戚本禹连夜整理记录,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席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还特意说到总理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希望生产建设照常进行,他同意上年中央12月工交座谈会提出的“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等具体意见,但绝不会容许这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对“文化大革命”整体的非议。加上张、王、姚的摇唇鼓舌,夸大歪曲,自然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雷霆震怒。
19日晚,毛主席找总理、富春、先念同志和几位老帅谈话,批评得严厉至极。他说,我等了你们三天,你们不来。如果是这样,我回湖南,陈伯达去苏州,江青留在北京,让你们批判、枪毙。他还说,陈老总不是很想王明吗?把王明请回来做文革正组长,你陈老总做副组长……
接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被迫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拿着毛主席19日晚的批评作虎皮,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说什么“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演”,“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走资派”等。他们还诬蔑富春同志家里和京西宾馆、西山(中央军委一处办公场所)是“黑窝”,攻击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我和余秋里同志也被康生“封”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他们杀气腾腾,搞得乌烟瘴气。与此同时,他们耍弄运动群众的惯技,操纵造反派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大搞打、砸、抢、抄、抓。他们还声称“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妄图打倒周总理。自此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停止活动,再也没有开过会,原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的重要问题都由中央文革决定。
英勇的二月抗争,难忘的二月抗争。它是“文革”中站在正确方面的中央高层领导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回合,是继上年12月中央工交座谈会那场斗争之后,在“文革”根本问题上展开的激烈搏斗。虽然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统治全局而遭受压制和打击,但是它在党内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使一大批干部眼睛看明是非,心中燃起真理之火,照亮了此后的斗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