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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一位百岁老人前半生的真实记录
发布时间: 2016-09-02    作者:程中原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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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力群自述(1915~1974)》简介 

  《邓力群自述(1915~1974)》[1]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一部丰富深刻、生动感人的回忆录,是这位百岁老人前半生革命生涯的真实记录。它反映时代风云,又极具个性特征。读者可以通过邓力群富有独特个性以至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和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独到观察分析,更为生动、具体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第一,叙述了作者在时代大潮中怎样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进而又怎样经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反复历练,从一个能够独立承担重要任务的干部成长为中央领导人的助手以至重要助手 

  邓力群出生在湖南省桂东县的一个耕读世家。他像所有普通农村孩子一样,参加劳动,干各种农活。有好几年,从春到夏,他为家里放一群鸭子,是个地地道道的牧鸭少年。他从小受到劳动锻炼,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同时,他家又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前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而且是个维新派,在桂东县流源乡老家第一个兴办了洋学堂,并把长子邓飞黄培养到北京大学毕业,还约定大哥必须负责几个弟弟都上学。1929年,邓力群小学毕业以后,大哥就把他接出去,先到长沙,后到北平上学。邓力群在家乡表姐夫家里,读遍了中国的旧小说。到北平以后,又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翻译过来的进步作品读了个遍。如果说那些描写侠客义士的旧小说对少年邓力群滋长任侠仗义产生了影响,那么,新文学作品就更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民主、自由和光明的向往。 

  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的刺激。邓力群说:“湖南农民运动是引导我走向反蒋道路的最重要的正面教员。”[1](p.24)在汇文中学读书时,他天天目睹外国军队耀武扬威,爱国热情高涨,而远房表哥胡平被捕囚禁于草岚子监狱,“增强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和仇视,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敬仰”[1](p.30);1933年暑假,在南京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的腐朽生活,使他“深感到,不能指望这些人来挽救民族危亡”[1](p.31)。在1935年秋华北危亡之际,邓力群打定了主意:跟着共产党抗日,为解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青春! 

  就是这样,邓力群从一个爱国的青年学子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当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带头参加12月16日的游行。他参与组织南下宣传团,参加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加入共青团并转为共产党员。当他看到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经过先后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学习,在中央政治材料室、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的考验和教育,邓力群像许多干部一样,下定了走向群众、走向基层、走向实际的决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一支小分队,从延安徒步跋涉四个月奔赴东北。他先后担任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榆树的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支前工作,又调到东北局,在张闻天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起草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意见》等文件。在参加东北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邓力群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一名很干练的干部。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把邓力群从辽东省委急调到北平,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8月,在莫斯科又被派往新疆,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同在伊犁的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尔泰)革命领导人联系。于是,邓力群带领三个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前往伊犁,工作了一百天(史称“百日电台”、“力群电台”)。邓力群在伊犁接触了三区的领导与骨干,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接触了新疆的高层领导,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新疆地区政治、军事、财经和民族宗教情况,建立了中央与新疆当地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在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邓力群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和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协助书记王震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南疆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邓力群在新疆工作了三年,与王震和新疆的民族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2年10月,邓力群奉调北京,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当财贸组组长。他开始充当中央领导同志的助手,为刘少奇做没有秘书名义的秘书工作;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或准备。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邓力群担任副总编辑。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活动,参与了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对这些重要工作和活动,邓力群在他的这部回忆录中做了全面具体而又简明扼要的评述。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邓力群评价说:“1952年到1961年这十年是学习、做准备,还说不上当助手;1962年到1974年,当中央的助手;1975年后,当中央的重要助手。从当中央的助手到重要助手,高层领导的事,我参与了不少,帮助中央和领导同志做了一些事。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不断得到提高。”[1](p.485)确实如此,在1962年西楼会议前后,胡乔木因病休养,陈伯达因在郑州会议上挨毛主席批评后一蹶不振,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冷落,李先念感叹:现在秀才中只有邓力群一个人能为中央工作了。 

  第二,展现了作者鲜明的性格特点 

  一是终生好学。从“读遍旧小说”、“开始读新文学作品”等章节中,我们看到了邓力群从小好学深思、孜孜以求的特点。在延安“八年总结”中开列的书单,下干校期间的那份阅读书目,特别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仍坚持每天晚上读书三个小时的那种韧劲,都显示出他非同寻常的好学精神。 

  二是把调查研究的作风贯彻始终。书中记述的邓力群在延安时期对“国民党统制经济”的调查研究,在榆树县领导土地改革时对五棵树区农村经济的调查,在南疆参加减租反霸运动中对该地区的系统调查,1956年初参加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十多个部委进行的调查,1957年春随刘少奇南下进行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调查,1962年协助邓小平起草“工业七十条”时的调查,都有明确的目标,都能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三是硬骨头精神。邓力群个性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他的革命坚定性,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低头,在压力面前不动摇。在东北时期,他赞成张闻天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的主张,后来遭到刘少奇批评时仍不动摇,当面陈述实行赢利分红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新疆因提前实行民主改革而受到批评,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的时候,他坚决不低头,挺直腰板,表现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青年时代,他不听大哥要他专心读书不问政治的劝告,大哥说:力群这个人,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李先念说:力群这个人,浑身都是骨头。 

  邓力群的性格特点是共产党人党性的富有独特个性的表现,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 

  第三,总结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 

  这部回忆录记录了邓力群亲身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特别是重要历史文献形成与诞生的过程。如:新疆的和平解放;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关于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争议;参加读书小组,陪同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广州调查并参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起草和修改;担任《刘少奇选集》编辑组组长,为此经历的曲折磨难;参与邓小平领导的“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参与“七千人大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起草《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协助整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讲话;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选编《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参与记录整理周恩来《关于1962年计划调整的讲话》,参与起草《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参与周恩来主持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起草工作,负责起草和修改《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的部分内容;参与1962年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和要求,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还回忆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和《十评》起草的情况;等等。 

  这部回忆录不仅有独特视角的史事实录,而且有个人观察的分析评论。特别是一些重要文献的起草、修改及贯彻经过,由于作者直接参与其中,自有许多外人无从知晓的情况和细节。如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时,邓力群应中办主任杨尚昆的嘱托,现场作了详尽记录,回忆录补充了正式发表稿略去的一些内容,较为生动真切地重现了毛泽东演讲时的语气、情怀;编辑《刘少奇选集》时做了哪些调整、整理、补充,刘少奇怎样听汇报、谈意见,《刘少奇选集》的编辑经历了哪些曲折和磨难,回忆录披露的这些史料也是大家所关心的。还有一些历史事实,或者先前没有被人注意,有的甚至前所未闻,在这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出来。例如,1961~1964年,以《红旗》杂志为主要阵地,曾开展过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后来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再如,人们都知道“九评”,却不知道还有《十评》。回忆录告诉读者,毛泽东早已布置还要写以谈“世界的矛盾”为主题的《十评》,到10月中旬已经几易其稿。但《九评》发表后三个月,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所以《十评》也就用不着再写了。 

  这部回忆录的重要价值,不仅为国史、党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概括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作者认为,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成立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作者讲述了制定和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经过,生动具体地说明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取消公共食堂,直至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正是在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反复修订文件的过程中实现的。作者还通过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工业、商业、手工业、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条例的制订,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正确的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才能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作者指出,毛主席提出以农、轻、重为序的指导思想,陈云为贯彻执行这一指导思想而进行的实践探索、形成的具体办法,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从20世纪50年代初陈云提出统购统销到6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做出《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我们从实际出发,创造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不但应该载入史册,其思想和方法还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长期发挥指导作用。 

  第四,构建了一座色彩缤纷的中共领袖人物的画廊 

  邓力群以他独特的经历和观察,在这部回忆录中展现了众多中共领袖人物的形象。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雨中拾级登临杭州丁家山,在康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景;可以听到毛泽东总结苏联42年历史和现实、新中国成立10年历史和现实的充满睿智的谈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谈到“大跃进”后困难时期饿死人时的激动和沉痛,以及会后做出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的判断的清醒和警辟,读来令人扼腕叹息。还有,讲1962年夏季,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什么把国家对粮食的最低需要量固定在八百亿斤水平上的细致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今后粮食征购的任务和关于粮食工作的十条方针政策,说明周恩来从非常时期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再如,为了保证城市人民最低生活需要,陈云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他算了两笔细账进行说明:全国城市人口1亿,1年大豆产量120亿斤,每年拿出30亿斤大豆来供应1亿城市人口是可能的;每人每天需要70克蛋白质,1两大豆中即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算盘打得如此精细,令人感佩不已。邓小平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吸收了陶铸的一条好意见,并针对讨论中的不同看法,口授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一关键性章节,展现了邓小平敏锐果断、举重若轻的特点。 

  邓力群的这部回忆录,评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人物的褒贬臧否,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方法。如讲陈伯达在编辑《刘少奇选集》、修改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表现得异常积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推得一干二净,还把邓力群隔离起来,不让他与外界接触,以免暴露他自己;邓力群在交代中如实说明了陈伯达在《刘少奇选集》编辑过程中的作为,就被诬陷为“放毒”,是“现行反革命”。揭露这些事实后,陈伯达的形象跃然纸上。可是,邓力群并没有把陈伯达说得一无是处,如说陈伯达与胡乔木起草文件有不同的办法,说他为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向赵树理请教等,还特别写到,“陈伯达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一直感谢他。他说,干校晚上不要安排劳动,也不要开批斗会,让他们读书。他们是读书人”。[1](p.470) 

  邓力群在回忆录中谈自己时也不是一味说好,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书中讲了毛泽东对他起草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稿不满意,要胡乔木重写;讲了经整理修改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存在一个大的疏忽;讲了毛泽东对由他起草的《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报告(草稿)》的批评;讲了《红旗》发表过的错误文章;甚至还讲了自己在婚恋问题上的过失,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古人说:“史以事辞胜。”邓力群的这部回忆录,既有要人大事的叙述、描写,又有切要精到的分析、评论,称得上是一部“以事辞胜”的佳作。 

  [ 参 引 文 献 ] 

  [1]《邓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程中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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