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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发展新理念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4/13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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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韩震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这是因为人类掌握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的可以改变世界的技术手段,但人类驾驭自己欲望和情感的德性却似乎没有明显相应的提升,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所产生的变化,再加上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相互矛盾的利益追求,人类就越来越陷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之中,人类的前景是祸是福,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判定了。正是基于此,我本人对当代社会和人类文明有某种深深的忧虑:当前,似乎全世界都处于某种混乱状态,或者说,社会处于“混沌”状态,处于一种明显的“不确定性”之中。由于欧美政治直至军事干预所形成的中东的乱局,导致社会分崩离析、民众生灵涂炭、“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崛起、恐怖主义活动成为常态、难民和人权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欧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抬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且公开鼓吹“美国至上”和贸易保护主义;法国尼斯惨案、美国达拉斯枪击警察案、德国慕尼黑枪击案和柏林的卡车撞人案、英国国会附近的袭击案……今年2月份在慕尼黑举行的安全会议,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充分反映了当前世界对未来前景的茫然状态。
  先看西方世界,美欧国家借助冷战的胜利,不断进行颜色革命,压缩战略对手的活动空间和发展可能性,胃口越来越膨胀。他们对中东地区进行干预,不仅没有能够按照西方人“先验”设定的民主模式改造中东,反而让中东陷入了难解的错综复杂的混乱之中,西方人出现了无力感,另外基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导致了西方自身的自信心受挫感。历史的辩证进程,使西方的价值观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也对西方社会造成了伤害——譬如,他们的人权高于主权旗帜下的干预所造成的无序、混乱、恐怖主义、难民、偷渡等等——在改变着当代欧洲的秩序。英国脱离欧洲,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反拨,也许是欧洲重新碎片化现象的开始;不仅在欧洲与亚洲、非洲接壤的文化边缘地带,如巴尔干、高加索、乌克兰等地方出现紊乱,而且在法国、比利时乃至德国都不断地发生严重的恐怖事件。在北美,美国特朗普、桑德斯现象,说明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另外,达拉斯等地出现了美国黑人连续有意识地枪击警察的案件,这也许是美国内部体制性分裂的开始。社会紊乱,是社会内部病态问题的症候。
  在西方,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基于战后成功发展后的停滞和老化所造成的彷徨和无力感,面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迅速崛起,欧美社会也出现了不知如何才好和深感力不从心的心境。对中国来说,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进行自觉的改革,而且明确要不断深化改革,问题是“如何变才是对的”;对于欧美来说,在苏联解体之后,欧美一直认为自己是所谓“普世价值”的代表,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但是全球形势目前的演化,让西方世界也无法像上个世纪末那样自信了。由于亚洲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明和价值观的大国的迅速崛起,现在许多西方人也开始反思自己的道路和模式了,也就是说西方人目前所面临的局面是:“变,还是不变?这是个问题。”奥地利前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中国政府着眼长远,政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这是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地方”。而特朗普一句“美国优先”,就把西方人在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搞成一地鸡毛,也让许多盲目崇拜美国的人感到茫然无助,“普世价值”似乎应声化为泡影。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迅速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世人感到焦虑不安。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经济全球化,我们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在世界已经变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的情景下,中国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必须未雨绸缪,在反思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探索发展的新理念、新方向,所以,中国开始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国际观。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不再是解决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但温饱之后的财富、享乐、声誉的追求,让人在熙熙攘攘的职场中忙忙碌碌,生活的意义感何在却难得有思考,社会似乎摆脱了饥馑的危险,但却出现了秩序紊乱的可能。意义的缺失动摇了社会规范的严肃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失序的危险。目前中国社会的风险,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不能陷入无意义的虚无感之中,在社会经历了“祛魅”之后,如何给生活赋予新的真实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人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推动下,更容易出现分裂化、对立化甚至“极化”的现象。人们都因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许多人沉溺于自己的一己私利而对义务却缺少同样力度的担当;许多人执着于自己特殊视角的认识,不仅不愿接受更广阔的视野,甚至排除所有和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与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二难境地,如果强化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能进一步疏离作为芸芸众生的民众,还可能使意识形态的争论持续地分裂社会;如果不强化意识形态,则社会就会进一步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空间”,而没有意义最终必定让社会发展失去方向感,没有统一的意义和发展方向感,社会就因没有黏合剂而容易碎片化。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如此重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目的是为中国人民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使社会生活建立在有意义的氛围中。
  对于中国来说,过去改朝换代,都要寻找一种对“天命”的解释,即谁真正奉天承运,谁是在延续“三皇五帝”以来的正统皇祚,谁是所谓的“真命天子”。近代,中国遇到西方文化,就有了新的参照,从而出现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农村的自然经济,我们民族作为整体是已经见到了工业社会的“农民”,带着对欧美不情愿的羡慕心情来思考中国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变化,而且是各种形态的社会要素、问题和矛盾同时叠加存在。例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左的、右的、保守的、现代的、后现代的;阶层分化后的利益多元化,思想和价值观也随之出现分化。这些要素、问题和矛盾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中国。人们对中国的路应该怎么走,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不同方案之间似乎都采取难以妥协的刚性面目出现,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和对立的趋势不仅难以化解,可以说经常是暗潮涌动,不时就出现一些“冒泡”现象,这就是所谓“维稳”的负担。为此,一方面,中国早就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十八大之后就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后又在五中全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图用最大公约数,团结全体中国人民,集中精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另一方面,则提出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实际上,中国近几十年发展相对顺利,正是因为其既逐渐变革了自己僵硬的文化模式,从而获得了汲取其他文化资源的能力,也变革了自己极端意识形态的形式,使中国可以跳出意识形态划界的限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生意,并且在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激发了技术和社会组织机制的创新欲望和能力。中国人带着仰视的眼光与欧美人打交道,但却逐渐掌握了商业上的自主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获得了某种优势地位,就此而言,我们自己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自觉。我们往往以欧洲的标准为标准,以美国的准则为准则。我们有钱了,却没有高贵的气质,中国许多商家往往雇佣一些金发碧眼的人来装点自己的门面。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或“历史的狡计”。当我们没有了历史自信的时候,当我们似乎缺乏自信的时候,我们却在构建着一个扩展的自我,并且在羡慕地借鉴学习他人的过程中,奋力地追赶并且超越着“他者”。我们现在提出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避免出现立足未稳就开始盲目地自信,从而又把自我的边界固定下来,丧失了变革自我、汲取各种资源、构建更大的自我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我们自己。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在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拓展的基础上,建立与所有文化相媲美的当代中国文化。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重新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自信和自尊。
  反观西方,西方在最近几个世纪的成功中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心。他们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典型的人类文明,其他文化都是某种不成熟或有缺陷的文化模式。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曾经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反思自己并且采取许多方式吸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政策,从而创造了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由此,西方人就更加傲慢了,他们开始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观才是普世的价值观,其他价值观都应该是被替代的。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其他文化模式下的文明形态可能只具有人类学上多样性的博物价值。他们也认为,只有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优先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符合人性的合理选择,其他所有制度都是违背人性的安排或狂想。基于这种心理,西方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礼,不再愿意倾听其他不同声音,对与自己不一致声音往往采取压制的态度,甚至采取赤裸裸的武力干预加以解决。长此以往,西方人就失去了向其他文化学习的意愿,甚至羞于向其他文化学习,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随着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落下,西方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爆棚的地步。西方人认为,在逻辑上人类文明已经在西方社会形态中达到顶点并完成了,沉溺于“不战而胜”的得意洋洋和“历史终结”的白日梦之中。
  不过,世界格局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压缩着欧美在世界力量中所占有的份额。尤其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受到自己绝对霸权瓦解的可能性,鉴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前景,美国开始对中国采取或明或暗的各种压制。奥巴马提出所谓“亚洲再平衡”,而特朗普正在寻找自己的对华策略。与之相对,中国反而显得更加具有理智,提出了中美之间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许多美国观察者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境遇。譬如,美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布热津斯基就认为,“与北京对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当今世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成为唯一的领导者。……如果美国试图抛弃中国单独行动,在这个世界上就难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今天的世界是极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美国的长期利益根本上在于深化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为了战术利益去撕裂这种关系。”
  无论如何,面对纷争的世界,我们必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先倡导理性精神。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布卢姆(PaulBloom)指出的:“理性是世界上许多重要事物——包括人类独有的重塑环境以追求更高目标的计划——的基础。”一旦失去理性,世界就可能陷于可怕的对立与冲突之中。其次要倡导合作共赢精神。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就是,“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只有大家都顺利发展,自己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只有共同发展,才有各国的发展。当然,我们还要推动人类文明更加人性化。面对世俗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也有更高的发展目标,正像《易经》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必须以构建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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