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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期的上海紧缩人口运动
作者:陈熙    发布时间:2015/06/17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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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初以来,上海城市人口规模逐渐膨胀。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疏散城市人口,有计划地对城市进行瘦身。

  1950年代前期上海人口形势

  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人口经历了一个长达半世纪的持续性增长,1900年上海总人口134.5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已经达到502.9万。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和1949年上海经济衰退期出现人口减少外,其余年份呈现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当时苏联专家建议上海的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00万左右,理由是当时莫斯科人口规模为500万,因而建议上海的人口也不要超过这个数。但是,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已经达到699.7万,远远超过500万了。

  1950-1954年间,上海人口的继续增长,一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导致自然增长加快,二是由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这期间,上海年均净迁入16.7万人,自然增长17.6万人。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对上海人口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共同导致了上海人口的快速增加。

  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1955年上海的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 ,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 1:1.7,严重低于苏联人建议的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供应负担。以救济金支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3290万元,相当于建设一个3000人的大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一方面是总量过大;另一方面是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等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城市人口运动随之展开。

  紧缩的对象首先是无业或失业的消费性人口。档案资料显示,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向外疏散72.1万人,其中居首位的是外来农民,占27.7%,其次是劳动改造(犯人)、游民及老残和失业工人等。

  外来农民是主要的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和岗位是决定他们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主要依据。大批没有固定职业的外来农民(包括他们的家属)被动员回原籍。由于当时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主要采用较为温和的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被视为城市负担,也被列入重点疏散对象,共疏散劳动改造对象12.3万人,其中2万人回原籍生产,10.3万人参加垦荒,由公安局强制押送到外地劳动改造。游民没有正当职业,也成为疏散的对象。游民部分被遣送到外地垦荒,部分参加治理淮河的工程,疏散的人数约为11万。失业工人也被列入疏散对象,他们的去向有三种,一是去外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垦荒。摊贩供应严重过剩,1955年上海市地界上的摊贩有23.5万人,半数是外来人口,在这次紧缩运动中共有2.33万户摊贩被动员回乡。三轮车行业存在“车多、人多、生意少、收入少”的供大于求的状况,过剩的三轮车工(包括人力车工)被动员参加垦荒,车工的主要安置去向是参加江西和长兴岛的垦荒。

  从疏散的对象看,这次紧缩人口带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将城市视为发展工业的基地,凡是不利于工业建设的人口大都被列入疏散对象。

  紧缩人口运动的过程与结果

  紧缩人口工作的执行是从1955年7月开始,持续到1956年4月。疏散的高潮在运动最初的7、8月份,9月后逐渐归于平静。1956年3、4月份又有一股疏散的高潮,但是规模相对小很多。

  这次紧缩人口运动的高潮发生在7月25日到8月16日间。7月份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各进行动员和疏散,行动非常迅速,上海市委要求在8月中旬形成运动的高潮。一时间动员回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当月动员回乡的农民人数就达43403人,8月15日前半个月又动员了150622农民回乡。

  在经过近一个月疾风骤雨式的动员疏散后,成果显著,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但是由于准备仓促,出现了许多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动员对象扩大化和交通运输紧张,而且大量人口集中返乡,原籍地一时也难以安置返乡农民。因此,8月17日上海市委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动员人口外迁工作,进行调查摸底工作,重新确定动员对象。18日全市暂停动员。19日起,开始对动员对象再次进行细致的审查,防止任意扩大疏散对象,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从9月份到年底,这段时间主要的工作是宣传教育,并未真正进行动员和疏散。此后全市范围内的人口疏散运动趋于平息。1956年3-5月份间出现一次小高潮,这主要是在闸北等少数地区进行试点性移民的结果,其规模远不如七八月份。

  这次紧缩人口到1956年4月23日被停止,历时将近一年。根据统计数据,这次紧缩人口共迁出52万人,由于1956年1月11日至2月29日的数据和5月21-31日数据缺失,而这两段时间属于疏散低谷,规模不大,故总共疏散的人口估计在53万左右。

  移民的去向与安置

  回原籍生产和垦荒是两种最主要的移民安置方式。不同对象的安置方式不同,外来农民是疏散人口的最大群体,回原籍生产是他们的主要安置方式。而游民及老残者、劳动改造犯人、三轮车夫等剩余劳动力主要去向是垦荒。回原籍生产的外来农民安置相对容易,他们中大多数在农村有田地和房屋,具备回乡生产的条件。外来农民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苏,因而其去向主要也是江浙一带的农村。垦荒移民是政府统一组织,去向主要是江西,部分前往安徽、浙江湖州和江苏长兴岛。垦荒移民的安置工作相对复杂,也是移民安置的重点。

  1955-1956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规模最大。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分批接收安置上海9万余劳动力,连同其家属在内,共约有30万人。1955年10月,作为试点的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原计划大幅度扩大规模,但是1956年4月份紧缩人口停止后,该计划被终止,结果1956年2-4月间只去了4332户,共20162人。因此整个过程中,原计划迁往江西垦荒移民30万人,结果最终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

  档案资料显示,尽管上海市政府为江西垦荒移民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但是移民安置的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目标。在移民出发前,上海市派出工作组对江西省内的荒地储备和流行病情况进行调查,认为有足够的耕地容纳移民,并对严重的血吸虫病提出警示。垦荒移民的经济成本很高,上海市为移民提供了标准化的生产生活资料补贴,平均每户补贴550元左右,以解决新移民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匮乏。根据最后安置人数计算,上海市政府仅此项补助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

  大批城市移民的到来,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不满。当时移民在江西的安置方式分三种:一是建立农业合作社,集中安置;二是插进当地合作社,分散安置;三是建立小型农场,在上万亩的大荒地建立农场。1955年末第一批移民71.74%是插社方式安置,进入当地的合作社。这插社方式安置实际上是要当地农民出让一部分已有耕地,因而引起当地农民的不满。上饶专属浮梁县对鸣山乡的调查发现,“有些农民担心上海人太多,自己的地不够种;规定每户要抽出地来给上海人耕种,那么他们只愿意将差的地拿出来;也有担心上海人不会耕种,徒增加负担。”此外,多数移民并不能适应垦荒生活。1956年5月开始,陆续发生了移民集体骚扰和跑回的情况。到12月份年底“决分”时候,移民们发现自己的收入普遍很低。德安县对519位移民调查显示,在9个月的劳动中,他们人均只能收入19.9元,奉新县移民每年人均收入也仅有33.85元。生活困难导致大批移民自发跑回上海。到1956年12月底,跑回5633人(尚未包括回来又被动员回去的726人),占移民总数的17%。即使是安顿下来的移民,也多数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奉新县移民的自给自足率为40%,武宁县为26.6%,德安县为15%,永修县仅为2%。江西的移民安置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而且容易引起土客矛盾,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

  粮食供应困难与城市紧缩人口

  在导致紧缩人口政策出台的诸多原因中,粮食供应紧张显得尤为重要。在对粮食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禁止私人粮食贸易,这样国家取代市场,承担城市粮食供应的全部责任,调节着城乡之间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是由国家供应商品粮,农村人口则是自己生产供给。因而当城市粮食供应困难时,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便是缓解粮食困难的一种直接且不得已的选择。

  首先,城市粮食消费量不断增加。1955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要求城市居民节约粮食,指出城市粮食浪费严重,要求适当压缩粮食销量。但是单纯的号召与宣传并不能解决问题,紧接着国家出台了“粮食定量”政策,城市居民根据职业类型和劳动强度,划分不同等级,每月定量供应粮食,普通居民定量24.87斤/月,重体力工人40斤/月,轻体力工人32斤/月,职工与脑力劳动者28斤/月,大中学生32斤/月,10-18岁一般居民25斤/月,6-10岁一般居民20斤/月,3-6周岁一般居民20斤/月,不满3周岁13斤/月,缺粮农民28斤/月,临时人口25斤/月,上海的粮食供应压力尤其大,实际的定量执行标准在各个等级上都低于中央标准2%~8%。由于粮食定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群众会想出各种办法,如顶替吃饭等,不少工厂食堂采取了诸如在馒头里掺洋山芋和南瓜等应对措施。

  其次,农村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城市需求。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增长超过了农村的粮食供给水平。从1953年6-9月四个月的购销情况看,计划从农村收购5.1亿斤粮食,实收2.3亿斤,计划销售3.7亿斤,实销4.8亿斤,销多于购两倍多。城市消费粮食过多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必须控制城市粮食消费量;然而在实行定量供应后,城市人均粮食供应量只能维持生存,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没有减少的余地,那么只能通过减少城市总人口的方式来降低城市粮食总需求。

  再次,地区间的粮食调度困难。上海农村地区粮食产量年均仅有30万吨左右,远难满足上海城区需求,因而每年需要从外地调入120余万吨的粮食。然而1950年代国家的运力一直很紧张,尤其是运粮。上海需要的粮食,是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运而来,长途调运使得成本大幅度增加,如当时广西南宁调运来到上海的小麦,当地价格是11.3元/百斤,加上运费1.3元,但是上海的计划售价只有11.2元,为此国家需要补贴很多钱。

  最后,停止进口粮食也增加上海粮食供应紧张程度。解放前,上海一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以满足城市需求,如1936年进口大米30余万吨,小麦12万吨,接近需求量的四分之一。然而整个1950年代,我国粮食进口量几乎为零,城市粮食完全由国内供应,这也加剧了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

  城市粮食供应的困境促使上海市不得不大规模地将剩余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

  紧缩人口运动产生的长远影响

  1955-1956年的城市紧缩人口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垦荒移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这次移民运动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对此后国家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紧缩人口主要的迁移方向是从城市到农村,采用的手段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然而将进城农民从城市再输送回农村显然不符合这部分农民的经济利益。比如部分动员对象称“上海生活条件一切都好,乡下很苦,不愿意回去”“在上海就是拾拾垃圾也能过活”。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并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回乡存在抵触情绪。虽然这次移民在开始阶段轰轰烈烈,但却难以持续,市政府的长远紧缩人口的规划也不得不搁浅。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之后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上的支持,如建立城乡二元体制,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

  在这次紧缩人口过程中,国家将垦荒视为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并人力、财力上做了大量的投入。然而上海组织前往江西的垦荒移民却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能促进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还引起了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多数移民在垦荒地难以实现生产的自给自足,加上恶劣的生存条件,垦荒移民大批返回上海。上海对江西的移民失败,说明了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方式。然而对于这点国家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此后仍将垦荒作为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

  这次城市紧缩人口发生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传统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商品粮以供应城市需要。正如珀金斯说,中国所有大大小小城市中心的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剩余的总数的限度……城市供应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输入足够的廉价粮食以供养城市居民。新中国城市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和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而这又影响到此后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

  (作者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本文得到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以及中国博士后基金“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2015M570320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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