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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青: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的制度构建与内部纷争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9/05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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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叶青青,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127 叶青青(1978-),女,浙江温州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在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中国社会各领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建设起点,新闻事业亦不例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了以“党报”为核心,以国有化的产权、意识形态化的宣传、计划经济、政治动员和群众路线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公营报刊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报”始终发挥着领导与模范作用,不仅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宣传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也以其特有的“党报模式”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回顾关于建国初期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

  其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代表了整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因此,对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考察和描述,在对新闻事业历史时段的划分和叙述上,强调1949年开始的政治体制转型和政权类型变化作为影响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解释因素。尤其是在介绍1949年至1956年间的中国新闻业时,其着眼点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闻媒介的政治性表现,往往采用革命化叙事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建国初期新闻媒介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迈进时的种种具体表现,如宣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运动,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批判运动。这种视角的叙述是以外在于新闻业的事件或者结构的变化来代替新闻业本身的变化,新闻业是基本不变的,即便有变化也是跟着整个国家进程的发展而变化。因此,有学者呼吁共和国的新闻史研究亟待打破“编年史”的思维定势。①

  其二,关注建国初期私营新闻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消亡的研究者,微观分析了以《大公报》、《文汇报》为代表的私营新闻业与新中国的调和与妥协,揭示了在政权交替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剧烈变动中,政党对新闻媒体的认识态度、政策演变,以及对从传媒到文化到思想的严格掌控,使之服从于政治宣传目标。②新的执政者与旧的报界精英的共处与妥协,与报界群众的对垒与互动,共同建构了报业国家化趋向中民主诉求与制度规范、体制变革与人的改造的“社会-政治”镜像。③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基本勾勒了一幅并不一致的中国新闻事业变迁的图景。但是,彼此所依据的事实、所作出的判断并非截然对立,只是研究者以不同的影响因素来衡量中国新闻业的演变。无论如何,当我们以新中国的成立作为背景来考察建国初期党报新闻事业的发展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中国社会从战争割据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及中共党报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这三大制度环境的明显变化,党报的办报环境、报道内容和读者对象无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那么,在政权更替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大环境变动之下,我们的党报是如何进行转变的?转变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转变的成效如何?作为新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人民日报》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面镜子。因此,本文将以1950年《人民日报》社开展的“大转变”为考察对象,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一、中央党报开展“大转变”的由来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报纸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其表现就是“以1949年为界,真正的人民报纸在数量上已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质上与国民党时期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报纸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完全不同”。根据当时新闻总署的调查统计显示,全国报纸总数为336家,其中公营报纸257家,约占76%。④从数量上看,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公营报纸体现出了绝对优势。

  对于那些习惯于农村办报的新闻干部来说,城市的报道领域和读者对象完全是陌生的,城市党报的宣传方法需要不断探索与改进。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陈克寒针对中共的城市党报工作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区如何办报纸?”⑤在研究中原地区新出版的城市党报后,他发现“各地大体还是以老区办报的经验、办法,在办新区报纸”,“无论从宣传对象、编辑方针、内容、编排形式看”,新区报纸缺乏特色,且与老区报纸很少差别。在报道内容上,新华社稿件往往占据二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三的版面,所载地方新闻也与人民生活缺少关系。在版式设计上,固守“一版要闻、二版地方新闻、三版解放区新闻、四版国际和蒋区新闻”的死板模式。陈克寒的文章刊登在华北《人民日报》上,因其特殊的身份和领导地位,他提出的问题对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办报工作应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为了解答这个困惑,陈克寒从城市党报的宣传对象、宣传方针、报道内容和编辑方法等方面入手,分析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的差异,并提出新区报纸除了以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外,还必须同时注意一般的群众读者,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把两者的需要统一起来,而“绝不要以为我们(中共干部)懂得或老区群众习以为常的事物,新区群众也可以同样接受和理解”。陈克寒所提出的这些改进城市党报工作的具体方法,在中共党报的实际办报工作中具体的落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了1950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却正式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具体改进措施,开启了新中国全面改进报纸工作的大幕。在此背景下,作为新中国报业所马首是瞻的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率先开始改进自身的工作。尤其是《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成为中央党报的新任社长后,既有的党报制度框架下出现了一个新的行动者。范长江早年在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私营报纸《大公报》的从业经验所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在《人民日报》发动的“大转变”中,制订了大量在原有制度框架下不可能产生的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并试图利用城市报纸的新闻观念去改造来自农村的党报新闻干部的办报观念和行为方式。

  “大转变”口号源自前苏联电影《大转变》,该片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情况,主题是转守为攻“打出去”。1950年2月,这部影片在北京放映,年初刚到《人民日报》担任社长职务的范长江,立即组织全体报社成员集体观看,提出《人民日报》也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大转变”。此时距《人民日报》由农村(河北平山里庄)转入城市(首都北京)将近一年时间,由一个解放区的机关党报转为全国性的中央党报也刚过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共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中心陆续向城市转移,以各级党报为核心的全国新闻事业网逐步形成。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新闻行政管理机构新闻总署主持了全国各类报纸的社会分工,《人民日报》作为3家全国性报纸之一,其主要读者对象确定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内容是报道、评论国内国际主要时事、思想、政策情况,介绍交流中心工作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的批判,发表代表性文艺作品集、文艺工作经验,刊登读者问答等。《人民日报》的日发行数量也从创刊初期的4.4万多份上升到1950年3月的9.28万多份,居全国各级党报之首,也高于同时期的私营报刊。⑥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范长江提出《人民日报》要开展“大转变”呢?

  李庄回忆说:“从1949年3月进城到1950年底,即新中国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人民日报的工作相当困难。各部门领导干部基本是根据地来的,虽然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但同时又调出一部分人,经常感到人手不敷分配。从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升格为中央党报,宣传任务重了,接触面多了,许多新鲜事物不熟不懂。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到集中的和平大城市,这个转变太快太急,从领导到职工,欢欣鼓舞之余,多少有些不清醒、不适应。”⑦这种不清醒、不适应表现在中央党报的日常新闻实践中,就是《人民日报》不断出现的各种错误。自1949年8月1日报纸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至同年12月底,《人民日报》先后刊登的更正启事多达81条。例如,1949年9月22日,一版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误将苏联国旗当作新中国国旗刊在题头。9月29日,一版刊登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误将“最后的吼声”刊为“最大的吼声”;刊登新公布的国旗时,在国旗的一角错误地出现了黄边;刊登伟大领袖照片时,仍然遵照过去的惯例——将斯大林照片放在毛泽东照片前面,完全没有考虑到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理应放在前面;刊登各民主党派的活动与贺电时,也在版面安排上表现出轻视民主党派地位的问题。追根溯源,何燕凌回忆称:这是由于战争年代在农村环境中难免有游击习气,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被带进了城,行政部门、印刷厂和编辑部不像在乡下的时候那样亲密无间了,科学的经营管理还说不上,报纸出版时间太晚的问题久久未能解决。⑧此外,在开国大典期间,《人民日报》再次出现差错,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说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初次发表的国旗图样说明、国歌的歌词和曲谱均有差错,重要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有时被安排在版面的次要位置。这些差错惊动了毛泽东,他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给以严厉批评,要求查出对这些错误应负责的人并给以处分,还说以后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有关的制度,若再发生重大政治错误要开除党籍,对违反国法的要提交法庭审判。⑨

  《人民日报》还面临新闻稿源十分匮乏、群众联系不够通畅等问题。进城以后,《人民日报》与过去在解放区发展的7000余名通讯员中的绝大多数失去了联系。在北平城新发展的通讯员,数量不多,又多为学校学生或机关干部。因此,报社开展全国性的报道只能依赖新华社提供新闻,常常陷入“来什么登什么,或到了晚间,还不清楚当天有哪些重要稿件需要刊登”的被动局面,甚至闹起了稿荒,只好常常拿机关文告或机关学校工作总结来填充版面。⑩此外,作为党报联系群众的重要环节,处理读者来信,接待读者来访,深入基层建立读报组,以及就读者来信来访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认真建设。“群众来信往往被随便扔掉,为读者服务的专栏在版面上消失了,读报组大多徒有虚名,报纸宣传的实际效果,编辑部很难知道”(11);“不熟悉工人、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直至街道胡同、门牌号数。长期‘只此一家’惯了,从无多家报纸竞争的习惯和观念”(12)。这些做法和观念,严重地妨碍了党报与城市读者建立密切联系。来自农村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也很难适应城市办报的要求。“报社成员想有作为,苦少办法。遇国内外重要问题,写评论很吃力;安排版面,制作标题,常常忘记向全国人民说话,忽视从政治考虑问题,多次出纰漏,作检讨”。

  上述情况使得全面负责《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总编辑邓拓感到力不从心。1949年12月1日,他在呈交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日报》工作存在的问题:严重脱离实际现象,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干部量多质低,并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工作配合不好。(13)针对这些问题,邓拓建议增调一批懂业务的领导骨干,并改组编辑部。后来,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批示:“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1950年1月,中央正式调派范长江担任社长,邓拓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选择范长江作为中央党报的社长一职,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毛泽东对范长江的特殊信任。在中央前委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期间,就是范长江带领新华社部分成员组成第四大队跟随左右,积极向外界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二是因为范长江作为《大公报》培养出来的精英,3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知名记者,符合邓拓提出由“懂业务”的领导骨干来加强《人民日报》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建国初期的工作非常不满,明确指出要《人民日报》多学学《大公报》,“你们有点像《大公报》我就满意了”。(14)因此,委任范长江担任的社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范长江的内心世界里,也渴望让新的中央党报继续延续延安《解放日报》的光荣传统和良好声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长江同志当时常同我谈怎样办好《人民日报》的问题。他的思想集中在怎样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报纸。”(15)因此,为了改进《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范长江就任伊始,立即向中央打报告,围绕着如何更深入更迅速地反映全国的实际工作,他提出三项措施:组织言论委员会,建立“党的生活”专栏,派出记者前往各地进行实际工作报道。(16)范长江是从新闻媒介主动反映、监督和指导客观实践的层面来推动党报的新闻报道。主张创建言论委员会,显然受到《大公报》重视言论工作传统的影响;要求报纸开展批评报道、选派记者分赴各地采访,打破党报新闻过于依赖党委指示而被动地进行政策宣传解释的惯例,突出了对党报新闻干部在职业化的新闻实践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的要求。正是从党报工作必须从被动转为主动的认识出发,范长江在苏联电影《大转变》的启发下,要求《人民日报》开始一场战略性的“大转变”。

  二、范长江领导下的党报新闻制度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新闻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如何推进呢?范长江深切认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推动中央党报的“大转变”,支持他的中央领导是必须倚重的制度性资源。在集体观看《大转变》后,他首先在编辑部主持了一次座谈会,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前《人民日报》社长)应邀参加并作了重要发言。何燕凌回忆这场座谈时,对胡乔木“人皆可以为尧舜,报皆可以为《真理》”的开场白印象深刻。在中共执政初期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非常注重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模式,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常被奉为圭臬。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表态说:“你们(《人民日报》的记者、编辑)说《人民日报》不像《真理报》那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报社任领导工作,或者说缺少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办不好。这都不对。要自己提高自己。自己能打仗,才会得到援助。”以电影为例,胡乔木要求党报新闻干部要像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样,按照中央确定的总的方针独立地艰苦思考、当机立断,不要事事依赖上级指点。胡乔木的发言显示了中共中央当时对党报工作的认知态度,要求党报独立地开展工作、独立地对人民负责,也就是要求党报要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任务,而不是消极被动地依赖上级领导的指示。范长江也在会上明确提出《人民日报》通过“大转变”来改进党报工作的基本策略,即“胜利靠每个人都发挥主动性,奋勇作战”,但这并不是各自为战,而是有一个共同的作战计划和进击目标。(17)

  这一作战计划和进击目标,在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邓拓联名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有所体现:“去年三月入城以后,《人民日报》取得了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性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二人在报告最后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报。(18)也就是说,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城市办报实践,中央党报在新的办报环境和新的报纸身份面前,仍然没有明确的全国性中央党报特有的城市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对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已经多次开会作出检讨,认为“报纸进城后开始从地方性转向全国性,但是大多数同志表现了狭隘的地方观点与经验主义,不懂得党报是向全国人民说话,表现出了缺乏国家观念、缺乏代表国家宣传的思想。没有意识到我们党是领导全国掌握政权的党,因而党报的地位就与过去大不相同了”(19)。

  实现中央党报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的转移,对于大多数在农村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党报新闻干部来说,仅仅完成办报地理位置的迁移,还没有在思想认识上真正跟进中共决策者制定的各项政治策略。而既有的延安党报模式在运作过程中,制度设计者在时间、精力和信息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也使他难以具备充分的远见,意料到中共党报在城市办报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前通过制度安排来予以防范和制约。由此,在城市办报和办全国性报纸这两大压力下,富有城市新闻报道实践经验的范长江,无疑成为中共在改进城市办报工作过程中获得的一名体制外的新行动者,利用其不同于农村办报的新闻观念来实现对既有制度的叠加和修补。于是,由范长江领导的这场中央党报的“大转变”,实际上成为中共党报继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来开展的新一轮的党报新闻制度改革。

  从更大范围的报业环境来看,全国党报工作都需要通过一次“大转变”来纠正进城办报以来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办报”的孤立局面。毕竟,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独有的问题。1949年10月23日,新成立不久的新闻总署已经发现在当时的新闻工作中,各地对城乡实际工作的报道是十分不够的,“现在新华社总社收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日常消息,这种消息原本只要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但我们却常常花费过多的笔墨;至于有关实际工作动态的新闻,则十分稀少,而在这已经稀少的新闻中,真正概括的介绍实际工作生动情况和具体经验的新闻,则更见缺乏”,致使新闻报道远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为此,新闻总署要求各地新闻机构除了报道一般政治动态以外,还必须“经常地有系统地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因为这种下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才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革命胜利成果的决定因素,也是报纸等新闻机构发挥联系和提高群众作用的主要途径。(20)到195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改进新中国报纸工作的建议,依然是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个方面去要求的。在胡乔木看来,新中国的报纸不能够很好地联系实际工作的具体表现就是地方报纸过多地刊登全国性或世界性的内容,因此,不能更好地反映和指导地方工作;全国所有的报纸则都登载了很多关于会议的消息,报道许多机关的活动,而这些东西大多数不是群众所能够了解和感兴趣的,因而宣传越多价值越少,报纸变成了布告牌。(21)与此同时,群众生活里产生出来的种种人物、种种智慧、种种经验、种种问题却不能占据报纸的主要篇幅,这就使得报纸失去了作为党的喉舌向群众讲话的功能,表现出脱离群众的倾向,而倾听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的问题又与报纸是否能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战斗性有关。(22)为此,胡乔木呼吁全国报纸从领导思想、工作方法上改变起,一直改变到全部的版面。

  在创办“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报”的目标指引下,以中共中央改进全国报纸工作的策略部署为制度背景,《人民日报》发动的战略性“大转变”正式拉开了帷幕。从具体的制度构建内容来看,范长江领导中央党报开展的“大转变”,可以将其划分为组织层面、行动者层面和认知观念层面上的制度安排。这三个层面组成了中共党报在日常新闻报道实践中由外至内相互作用的制度变量序列。

  (一)组织层面

  新闻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常规约束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然而,任何组织都是在既有约束条件所决定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地创立的,什么样的组织会出现,以及如何发生演化将受到具体制度安排的影响。(23)为了对中共党报组织开展制度化管理,范长江设计出台了各项规章制度。

  首先,着手建立、完善编委会会议制度。每星期六下午二时举行编委正式会议,通报全国新近重大情况,讨论研究报社重要工作及重要报道选题,分派与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编委会成员的工作也进行明确分工。在编委会之外,范长江还借鉴苏联《真理报》多年来坚持举行的“飞行集会”(意译为“简短集会”),作为不定期召开的编辑部工作会议。

  其次,报社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出现较大的变动。结合胡乔木在改进报纸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学习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分工的要求,范长江出台编、采、通合一的管理办法,对编辑部开展专业化的分工建设。范长江要求编辑部分设五个组:第一组负责政治、法律、军事要闻,并负责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间工作,其他组都在白天工作;第二组负责工矿、交通、农业生产等报道;第三组负责财政、金融、贸易等报道;第四组负责文化、教育及党的生活、青年团工作等报道;第五组负责文艺副刊、人民园地及美术等。各组组长由编委担任,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及统一调度人员,但各组均归总编辑直接领导。各组暂定至少每隔一天交出可登一个半版的稿件,其中包括新闻、通讯和评论,篇幅长短搭配,交总编辑最后审定与取舍。(24)

  再次,编辑部的工作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要求也更高,编辑工作从采写新闻、传送处理稿件,到编辑排版、签字付印,也都明确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和工作流程。同时针对《人民日报》专职记者与特派记者都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情况,范长江又规定由总编室副主任根据总编辑意图,与各组负责人协商对记者实行领导,并要求记者每人每月要写新闻5篇,通讯1篇。此后,《人民日报》编委会又把驻地记者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法,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

  范长江为《人民日报》制定的这套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作为报社组建制时期的主要行动框架,在规范中共党报工作的正常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3月报社进入部建制时期,编辑部开展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仍然以这一时期的部门分工为基本组织框架的,其中不少制度内容,至今还在沿用。

  (二)行动者层面

  党报新闻干部是直接受党报新闻制度规制的个体行动者,也是各项制度安排的执行者。作为一张从地方报纸转变而来的全国性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成员主要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这两张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的机关报。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闻记者,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远较农村复杂的城市是相当陌生的。而且,当中央党报所面临的城市办报环境与过去农村根据地办报相比发生较大变化时,报社成员也一时难以熟悉新的工作环境和办报方法。体现在《人民日报》的具体办报工作中,就是报纸的报道重心根据中共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应该向经济生产领域倾斜。但在实际报道中,政治新闻大量增加,而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和呼声,反映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来稿减少,又常常登不出去,登不出去又导致来稿进一步减少,以至于有读者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是城市、机关、会议。(25)

  为了提高报纸与实际工作和读者群众的密切联系,范长江提出“耳目灵通”、“目光四射”,“决胜于社门之外”。所谓“耳目灵通”,就是要重视报纸的通联工作,“目光四射”就是要记者编辑主动扩大对外联系,“决胜社门之外”就是让党报新闻干部走出编辑部,实地开展新闻采访。

  首先,针对中央党报对中央意图和各地工作情况了解太少的困境,范长江分派编委委员、组长主动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组会议,并商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及时组织报道。范长江本人率先示范,联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中财委设办公室,同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等领导人随时接触。同时,除了留最少数同志坚持编辑工作外,抽调三十多名业务骨干分赴全国各地采访,组织重要报道。为了扩大反映基层实际的稿件的来源,又主动联系各地方党报,希望各地报纸负责人于每晚看大样时,将各报大样上最重要的新闻加注简单说明,于次晨快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以便《人民日报》及时给予转载。在此基础上,范长江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制度,并计划在全国建设记者网、发行网,广泛地组织读者会、读报组,以保持党报新闻工作者同通讯员和读者的密切联系。(26)

  其次,《人民日报》重新建立通讯员制度,大力发展地方通讯员,并将培养通讯员、组织通讯员写稿,列为评价、考核记者、编辑工作成绩的内容之一,要求地方记者站记者每月至少组织通讯员写一篇文章,完不成任务的扣掉工资10%。(27)报社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分发给各地通讯员作为指导材料。(28)到1950年10月16日止,登记在册的通讯员达7829人,1950年底又增加到近万名。(29)

  再次,在处理读者来信来稿方面,成立通讯联络组(后来改称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编辑部成员也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然后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稿。对于读者来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人民日报》也采用述评或综述的形式集中给予发表,既提高了来信来稿的见报率,也使见报的问题更有针对性。(30)

  最后,在范长江严格要求下,党报工作中的游击习气和散漫、迟缓、不严密、不细致的作风得到遏制,一部分不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的老同志及从原《华北日报》接收的一些人员也陆续调出《人民日报》。到1950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总数为366人,其中编辑部人员虽然只有112人,但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总体上均有提高。(31)范长江在编辑部特别是年轻同志中还大力提倡争做“名记者”,并多次强调说,一个报纸办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在于要有好的评论,好的新闻和好的通讯,要培养出一批国内外读者都很熟悉的名记者,使读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32)对于《人民日报》的大多数消息只有电头没有记者署名的情况,范长江提出见报的消息和通讯都要署上记者的名字,说“我们就要培养无产阶级的名记者”。(33)这一重视培养知名记者的做法明显受到《大公报》用人之道的影响,范长江认为《大公报》善于选择有条件的记者,使之在采写实践中发挥所长、很快成名,一家报纸的名记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也就提高了报纸在群众中的威望。(34)为此,《人民日报》报社编委会甚至还提出,以后本报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应考虑按工作成绩发放,实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大家充分发挥创造性。(35)

  (三)认知观念层面

  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这种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36)党报的工作常规与党报从业者的认知紧密相关,要对党报新闻制度加以改革,就必须与对党报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

  在推动农村党报新闻干部实现认知层面上的大转变时,范长江首先要扭转的就是他们关于“什么是新闻”的认知观念。《人民日报》曾有一位很有成就的记者,终生没有写过一篇新闻,他的工作就是写通讯,还有一位记者一篇通讯写两年,还要压一年才发表。对此,李庄解释说:“记者不写或少写新闻,是山区农村交通、通讯不便,人们的时间观念普遍淡薄,除了战争、生产、教育三件大事以外的事情一般不报道等习惯造成的。我们长期没有树立时间是新闻的首要或极为重要条件的观念。”(37)中共党报实现进城办报后,中宣部和新华社也曾经就党报新闻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乏时间观念和不善于争取时间的现象,专门发文予以纠正。但随后又特别指示党报记者在争取新闻的时间性中必须防止单纯追求“迅速”的偏向,否则就是“满足于表面的肤浅的报道,而降低党报新闻的指导意义”。(38)因此,党报新闻工作常常因为要对阶级敌人讲究保密性和新闻发布的时宜性而不得不牺牲时效性。

  范长江对报纸刊载的消息严重迟滞的问题感到难以容忍,认为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展览会要结束了才报道,谁还看?挖‘三海’(北京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39)。为了改变这种新闻报道不注重时效性的作风,范长江提出,“什么地方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可以乘飞机去。要及时抓住全国多数人最关心的最当紧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报道、评论”。此后,从写评论、写新闻到联系通讯员、处理群众来信,范长江一直督促甚至是逼迫党报新闻干部们树立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注重报纸新闻的时效性。

  《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对何谓新闻、如何采访新闻的理解与那些来自农村根据地的党报新闻干部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看来,这是“凡事要积极争取”和“一切听候组织安排”两种工作作风的区别。经过“大转变”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人员调整,《人民日报》的党报新闻干部们对范长江发动的中央党报“大转变”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经此一逼一压,对于扭转某些不适应当代新闻工作的观念和做法,起了‘创新’的作用”。(40)

  三、观念冲突下的集体反抗

  经过各方面的“大转变”,《人民日报》的办报工作开始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刘少奇向范长江表达了他对报纸的看法,“《人民日报》有点看头了,有生气了,发表了一些能解决问题的文章。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真实情况,指出问题如何解决,报纸才是有生命的。”范长江也要求各组和各地记者经常写情况汇报和工作日报,每月作报道计划和工作总结,作为报社总编室制定报道计划的依据。他多次就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问题给中央写综合报告、专题报告和请示信,就改进工作的每一项办法同胡乔木交换意见,与编委成员反复商议,同编辑、记者交谈。(41)作为上级行政主管领导的胡乔木也十分支持范长江领导的“大转变”,仅1950年和1951年期间,胡乔木写给范、邓、安三人的信件就有16件,主要内容是就《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评论写作和版面安排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是,这并不能使《人民日报》免于犯各种错误。195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刊登的各类更正高达125条。8月,《人民日报》内部统计显示,当月小样检查出的错误共263处,包括政策性错误、引语错误、题文不符、发稿重复、用词不当、暴露机密、滥用简词、与事实不符和文法不通。正式出报后检查出的错误也有15处。(42)9月,《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集中学习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件,由范长江向中央提交一份题为《怎样加强人民日报的思想性与群众性》的工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到“有读者反映说,《人民日报》老是作更正或检讨,当然,检讨与更正都表示认真负责,但老是更正检讨,就变成‘老油条’了……报社工作人员的水平与报纸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特别是我,不敷所托”(43)。

  由此看来,范长江在“大转变”期间制定的各项改革措施,在转变党报新闻干部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进而实现中央党报的办报目标上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如范长江提出的将通讯员工作提升至“社会活动家”式的培养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人民日报》编辑部只有部分专业组大致上按照此项要求联系了几百人,但也没有真正起到作用。甚至有人觉得,记者稿、特约稿还有许多用不出去,通讯员稿处理起来又特别费劲,采用率很低,何必多此一事呢?(44)范长江提出通讯员应当成为斯大林谈及工农通讯员的时候所说的那种“社会活动家”的想法,报社编委会和各组编辑、记者也并不完全同意。类似这般的领导者与执行者在处事风格和思想认识上的观念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城市办报与农村办报间不同的新闻制度环境对个体行动者产生的形构。每个个体的具体行为选择是深深地嵌入于制度世界之中的,由各种规则、教义、惯例和信仰所构成的制度,为行动者对行动情景和行动策略起到了过滤和建构的作用,也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45)

  身为中国新闻史上知名记者的范长江,虽然并非大学的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在自身的新闻报道实践中,深受城市私营报业新闻制度的影响。《大公报》作为范长江新闻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赋予其最基本的新闻学观念。范长江坦言:“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46)范长江在一系列西北采访中关于西北边疆和民族生活的报道,以及陕北红区真实情况的报道,也体现了他所提倡的新闻记者积极主动地发现新闻,并通过实地采访获取一手素材的个性化新闻报道风格。正是范长江这种目击式的新闻报道,慷慨激昂的写作风格和生动的口语表达方式,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尊敬。尽管通过新闻报道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最终促使范长江的记者生涯“政治化”,但是在革命者的政治立场之外,对于新闻报道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基本观念,对于新闻的时效性、新闻记者的积极能动性的认知观念,并没有因为政治信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于是,范长江通过自己的从业经验培养起来的新闻观念,使他在《人民日报》发动的“大转变”中,制订了大量新政策和新制度安排,并试图利用自己的新闻观念去改造来自农村的党报新闻干部的办报思想。

  而经历了从农村办报向城市办报转移的《人民日报》,曾经长期在华北农村根据地出版,编辑部成员主要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这两张根据地机关报。《人民日报》进城后,随报社进城的业务骨干基本上以解放区原有的干部、记者为主,没有在城市办党报的经验。但这些来自解放区新闻干部,大都经过根据地的整风,树立了一切事情听党的话,愿意当革命的“螺丝钉”,群众的“勤务员”的革命理想,甚至是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思想观念。(47)因此,即使在进入城市办报以后,这些党报新闻干部在新闻报道实际操作方面,仍然习惯于延安党报模式下形成的“一切听候组织安排”、被动地等待上级指示的新闻生产方式。

  这些不同制度环境下形成的个体观念,在《人民日报》的这场大转变中产生了交集,也让我们看到观念在塑造新制度的同时如何以等势的反作用阻碍新制度的推行。尤其是在中共党报作为一个依附于政党的组织机构的前提下,党报新闻工作者凡事讲究组织纪律、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而范长江却是从这一体制外中途转变人生信仰,追随中共领袖参加民主革命的新制度设计参与者,资历尚浅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一己之力试图去改变一个以农村新闻干部为主体的行动集体,去改造那些如此“习惯”以至于已经自然而然地作为集体行动构成要素的认知观念和制度安排,个中困难可想而知。最终“新闻本位”与“宣传本位”的观念冲突,转化为报社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

  1951年冬季,“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开展了一场“三反”运动,以“反贪污”的名义揪出负责报社经营部门的秘书长王友唐作为“大老虎”来打,以“反官僚主义”的口号指向社长范长江。(48)1952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社地方记者组秘书、党小组长的陈勇进撰文《我对范长江同志的意见》,上交报社第一支部委员会转总支委员会并报中央。这篇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来自报社编辑部各部门负责干部,特别是一批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范长江的各种看法,认为范长江开始到《人民日报》时显示了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时间不久就暴露了他在修养上和真正的才能上,距一个真正中央报纸社长所应有的修养和能力是相差很远的。(49)

  1952年6月间,《人民日报》社为范长江等领导同志举行了批评帮助会议,前后历时8天,其中大部分时间由报社编辑部人员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提出意见。所提的各项意见之中,又以总编辑邓拓的发言力度最大——其他同志的意见主要针对范长江的工作方法,邓拓将范长江的错误上升到思想作风高度,归纳为“有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作风,有十分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实际锻炼很少,因此。他在工作中逐渐发展了主观武断的家长制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同时,邓拓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检讨说:他在《人民日报》初期的工作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曾经是很严重的,当时他本人没有系统地去研究和总结我们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曾不加批判地提出了“学《大公报》”的口号,还批准了在土地改革时期从地方调来的一批同志离开报社,想换一批干部,而没有首先努力巩固与提高已有干部,然后再去争取增加一批干部。总之,在办报方针和干部政策上都犯了原则错误。

  从批评范长江的“家长制”作风,延伸到对过去一段时间里办报方针和用人政策进行检讨,范长江提出的一些比较符合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思想与观念,不但没能得到应有的肯定与坚持,反而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观点加以批判。而范长江显然也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面前束手无策,思想茫然。范长江也举出很多事例为自己解释,但是他越是解释,报社一些同志就越认为他不愿认真听取与考虑大家的意见。最终,范长江与报社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迫使中央将其调走,甚至是远离他所熟悉的新闻界。这场失去了指挥官的“大转变”也悄然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以至于到了1954年,在中共中央看来,党报的新闻报道在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缺点。联系实际和联系群众,依然是党报工作需要改进的重点和努力的方向。这些问题一直积聚到1956年《人民日报》的正式改版,当中央党报再次提出要“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的改革举措时,与范长江发动“大转变”期间进行的制度改革竟是如此地相似。

  范长江在中共党报工作中制度改革的失败,既有因新闻观念差异而激化日常矛盾的原因,也与中共党报作为依附于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组织成员可以凭借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来开展政治斗争有关系。组织社会学者认为,组织的内在结构有两个层面: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权威。正式权威是指在等级制结构中的某个位置;非正式权威指的是潜在地允许行动者确定组织资源去向的权力或者专家意见。有权力的人会行动起来,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权威实施其主张而保护其位置。只有在一系列新活动者获得了权力时,或改变组织目标是符合当权者的利益时,组织目标才有可能出现调整和变革。(49)

  委任《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出任中共最高级别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长,体现了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探索和改革党报工作的决心。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提到:党报记者要不断学习,不但自己可以学习自己,也可以批判地学习国民党的报纸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并称“人家许多东西不比你们写得差,甚至还好些”。(51)在建国初期的城市办报实践中,由私营报纸培养起来的新闻人才担任中央党报的社长一职,体现了中共决策者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了中央领导的支持,范长江在领导《人民日报》开展“大转变”期间,自然是毫不含糊地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各项方法。对于一些积习难返、作风疲沓的党报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也常常毫不留情地当众给予严厉批评。但是习惯于“一切听候组织安排”的党报新闻工作者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时,这些行动者所拥有的革命资历与阶级出身等非正式权威,又使他们非常关注个体在组织中的权力地位与等级差异,经常会为了获得组织内部的一些有利的资源分配而发生冲突。

  来自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王金凤在回忆录里提到《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为争“中灶”、争一套呢制服而争吵的情况。1949年3月,《人民日报》转入北平以后,报社设立“中灶”,规定县团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可以吃“中灶”。而在进城之前,《人民日报》内部除了社长张磐石由中央局特别要求给予“小灶”待遇外,其余人员从安岗以下全部是“大灶”。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大灶”为全部粗粮和素菜,一个月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肉或饺子。“中灶”的菜和“大灶”是一样的,只是在主食方面,细粮即白面多一些而已。报社中有的人被定为“大灶标准”,不够吃“中灶”,于是找到行政领导吵闹,认为把自己的待遇定低了。当时又有规定,县团级干部由公家配制一套呢制服,结果也有人去争吵。(52)在生活待遇方面尚且如此,在日常工作实践中自然也有不服气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根据入党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先后,有“三八”式和“四八”式之分:在第一线采访的大都是新参加党报工作的“四八”式年轻记者,“三八”式的老记者是指挥一线记者的组长或编委成员。(53)而像张磐石这样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投身共产党的老战士,在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在工作上虽然也以严格著称,脾气不太好的他批评起人来会毫不客气地当面训斥,严厉得使一些干部有些怕他。鉴于他的革命资历和领导地位,下属干部也就接受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胡乔木以党的中央委员担任《人民日报》社长,以他的资历和党内地位,《人民日报》的新闻干部也是不得不服从的。

  范长江担任《人民日报》的社长,论资历上比不上报社“三八”式的老干部,甚至在党龄上还不如他们。但是由于身处报社一把手的地位,而且受到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在《人民日报》开展工作时并不注意一些党内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是“有些粗暴和锋芒毕露”。(54)有的记者因为采访不够深入、全面,稿子出现部分失实,便要专门开会给予批评,写检查反省,甚至登报检讨。(55)在飞行集会上,范长江也经常不留情面甚至冷嘲热讽地批评一些农村新闻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根据现在保留的当时召开飞行会议的记录,范长江的言辞的确比较过激。在1950年9月19日飞行会议上,他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写文章又臭又长,流毒全党。有些同志不用脑子,脑子专用于吃饭,姓饭名桶字无用号浪费。现在相当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现在《人民日报》怕运动,每逢运动必败,为什么?不会配合,不是这个事情掉了,就是那个掉了。”针对做事疲沓、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做法,范长江经常当众批评为“老棉袄、老油条”,甚至将部分干部进城后常摆老革命架子的行为比喻为“猪肉架子”、“狗肉架子”。这些激烈言辞必然引起一些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的反感情绪,对此,范长江在一次飞行会议上劝导说:“要把批评看作擦灰尘,洗脸,不要看作是‘听训’。新闻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社会事业有感觉。要培养社会事业家的感觉,不要培养个人事业的感觉。自己斤斤于个人的打算,那不会有什么成就,必须以无限的忠诚来为社会为人民服务。”(56)但是,对那些因伙食标准、呢制服问题都要到上级领导面前争吵、申辩的新闻干部而言,并不愿意顺从范长江某些主观的、武断的、“一手包办”的家长式作风。许多《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老编辑后来回忆范长江时,除了对他个人能力和魄力表示赞赏外,往往对他的粗暴性格与办事作风颇有微词。何燕凌认为范长江对他人的批评,有些话“失之鲁莽或过于尖刻”,伤害过一些好同志;林晰认为范长江性格比较粗暴,相较而言,邓拓就平易近人多了;刘振祥也认为范长江性情急躁,对农村干部的批评说的话比较重。(57)因此,在“三反”、“五反”的运动中,那些拥有提意见、发动批评权利的党员干部,显然正在运用非正式权威,将自己身上的问题隐藏起来,反过来声讨曾经指出自己身上问题所在的批评者。而且在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仍非常敏感的情况下,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来发动政治斗争,触动中央领导层最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地就实现了权力逆转。在如此这般的你来我往中,真正有效的制度也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执行到位了。

  结语

  1950年以来,从“群众办报”路线生发出来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作风,成为主导新中国报纸改进工作方法的日常话语,而它实质上要解决的仍是党如何更好地决策、更好地领导群众的问题。“联系实际”是为更好地反映实际,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联系群众”一脉相承;“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必不可少的手段。将三者综合起来看,“一定程度上,正显露出党报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办报实践上所做的一种新探索。这种探索并不是党报基本理论或指导思想的变革,恰好相反,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延安时期确立的重要内容”(58)。这项任务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之所以变得更为迫切,是因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亟须通过报纸的广泛宣传来实现群众动员和社会整合。

  然而,组织乃是深深地嵌植于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的,组织的结构与实践通常是反映或因应于那些在比组织更大的社会中存在的规则、信念和惯例。(59)作为全国性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在中共执政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适应和政治、技术上屡屡出现的错误,实际上是长期的农村办报所形成的集体行为,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可能马上获得现成的清晰目标。因此,范长江领导的中央党报的“大转变”,力求通过对党报组织结构、个体行动方式,直至思想认知观念的改革与创新,来为中共的城市办报设定新的办报目标和办报策略。但是不同的新闻认知传统使行动者以不同的世界观来展开行动,范长江试图以自己熟悉的城市办报方法来改造农村党报新闻干部习以为常的农村办报观念,而且采取独断、压制甚至强迫的硬性手段来推动制度的实施,最终导致直接受制度规制的行动者展开排斥性反抗。在党报新闻制度的构建、执行过程中,缺少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权力监督机制,而使各项制度安排缺乏执行效度,行动者要么凭借在组织结构内居于正式的权威地位,使规则得以创造、有意义的活动得以发生;要么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权威地位,如革命资历、阶级立场来争夺组织资源,阻碍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制度的实施和贯彻。由此去看中共全国执政以来在改进报纸工作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党报新闻制度改革,那些试图改变党报新闻工作者的传统观念和日常习惯的制度创新,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更大范围的制度体系和环境的“大转变”,范长江式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注释:

  ①黄旦、瞿轶羿:《从“编年史”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对共和国新闻史的一点想法》,《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②杨奎松:《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大公报〉的“投降”与改造为例》,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编:《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的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9年,第226-249页。

  ③张济顺:《1949年前后的执政党与上海报界》,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编:《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的理念与实践——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2009年,第193-211页。

  ④这个数据有许多版本。有的研究称新闻总署1950年3月份的统计数据为全国共有报纸336家,其中公营257家,私营58家,还有21家填在公营、私营之外的“其他”栏内。参见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和改造》,《新闻研究资料》第4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8-61页。有的认为1950年的全国报纸总数为382中,私营为58家。参见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3页。有的提出,1950年的调查发现全国有报纸253种(日报175种),其中私营报纸50家。参见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④陈克寒:《新区如何办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92-297页。

  ⑥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⑦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⑧燕凌:《“大转变”的两年》,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⑨燕凌:《“大转变”的两年》,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6页。

  ⑩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11)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12)李庄:《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77-178页。

  (14)钱江:《范长江为什么离开〈人民日报〉》,《百年潮》,2009年第6期。

  (15)安岗:《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16)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17)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18)孙旭培:《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5页。

  (19)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20)《新闻总署要求报道城乡实际工作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61-362页。

  (21)范长江接手《人民日报》工作时,报纸上会议新闻所占的篇幅有时候要占40%以上的新闻版面。参见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22)《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8页。

  (23)[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24)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25)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24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6-187页。

  (27)李俊:《中国共产党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历史演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1期。

  (28)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

  (29)李俊:《中国共产党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历史演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1期。

  (30)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53页。

  (31)《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人民日报目前情况的材料》,上海市档案馆[B92-2-6-82]。

  (32)王敬、陈泓:《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型报纸》,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33)朱悦华:《范长江新闻生涯的最后两年》,《中国记者》,2010年第2期。

  (34)安岗:《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35)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36)高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代总序)》,[美]沃尔特·W. 鲍威尔,保罗·J. 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7)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下),《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5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93页。

  (39)燕凌:《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40)李庄:《新闻工作忆往——从范长江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说起》(下),《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5期。

  (41)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4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15页。

  (43)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44)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93-94页。

  (45)[美]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51页。

  (46)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24页。

  (47)李庄:《人民日报忆往》,《报刊管理》,1999年第10期。

  (48)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49)孔晓宁:《范长江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http://media. people. com. cn/BIG5/192301/192377/192679/index. html, 2010年7月10日。文中有关《人民日报》制度建设的情况均来自报社档案资料,但由于没有对外公开,因此没有在文中详细注明资料来源。[美]尼尔弗雷格斯坦:《美国产业结构转型:1919—1979年大公司多部门化的制度解释》,[美]沃尔特·W. 鲍威尔、保罗·J. 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6页。

  (51)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10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53页。

  (52)金凤:《命运——金凤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53)王敬、陈泓:《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型报纸》,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54)燕凌:《“大转变”的两年》,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95页。

  (55)何燕凌在文中列举许多记者写检查的例子,参见燕凌:《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56)孔晓宁:《范长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57)根据本文作者2010年7月对何燕凌、林晰、刘振祥等同志的采访记录。

  (58)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30页。

  (59)[美]沃尔特·W. 鲍威尔、保罗·J. 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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