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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的主推力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6/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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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集聚经济是城镇化的永续动力来源。全面、深刻论证城镇化的原因需要从城镇化最根本的特点入手。城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集聚,各类可移动的要素向城市的集聚,其中人口的集聚最具有显示度,这也是用人口比例来表征城镇化水平的原因所在。那么各类要素为什么会集聚呢?这是因为集聚产生的效益和效率会更高,这是由经济法则决定的,即集聚经济效益,也称外部规模经济。第一,人口和资源的集聚,极大地扩大了资源的市场供给,尤其是专业化的劳动力、技术和独特资源的供给,并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第二,集聚可以创造和共享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调剂既有利于企业雇佣到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又有利于工人找到合适的工作;第三,地理集中能促进知识外溢,形成共享,劳动力,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力的职业频繁转换有利于专业化知识的扩散,促进不同企业模仿和专业知识积累,因而社会收益率高于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率;第四,集聚的效益还体现在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享受政府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并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立、发展和充分利用;第五,集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使人口和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比分散的农村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并对人口和资源具有了更为突出的吸引力,由此形成累积循环作用,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集聚经济是城镇化的源动力。
  人性中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多彩的人生是城镇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性解放的追求,即使城市可以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人也不会轻易由乡村迁往城镇。首先是集聚型的城市比分散型的乡村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收入。在追求更好经济条件的驱使下,人们由乡村来到了城镇。在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农村边际产出较低,对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生产组织来说,这时额外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随着外出就业规模的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的缩小,此时不仅仅是就业机会,而且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除去在城市的基本消费之外和考虑包括失业等在城市的各种风险的净收入都成为促使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重要原因。然后是追求更加完善的社会服务和实现个人价值。城市产生以来,她就一直是人类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创新的中心,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更加全面和丰富多彩。在城市举家定居不仅可以解决外出劳动力与家庭分离造成的心理创伤,而且可以享受到更为全面和质量更高的城市文明,发达的商业文明、比农村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尤其是相对发达的教育和医疗条件。再次是集聚型的城市比分散的乡村能创造出更复杂和丰富的文化、更多彩的人生际遇。由于集聚所产生的网络效应使信息和知识传播更加便利,学习更加方便,在城市更有助于提高个人乃至群体的知识水平。城市是文明的容器,像地层一样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化足迹,像舞台一样创造、接纳和展示着不同方面的文化现象,能够有效满足不同类型群体的文化需求。这是城市的魅力所在。
  当然,我们在歌颂城镇化和城市的美的一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城市所展示的丑的一面。城市也会创造出比乡村更严重、范围更广大的丑恶。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城市的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社会不公正等问题都会显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产生逆城镇化的推动,使人口逃离城市。无可否认,美丽的乡村风光、耐人的乡愁、单纯的社会使乡村保持着独有的优势。这也是在发达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逆城镇化和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这一逆城镇化的趋势相比,城镇化仍然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是推动社会变化的基本力量。
  工业化使集聚经济效能得以发挥,是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工业革命之前,除农业以外的产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发展水平较低,工场作坊式的工业生产和基本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集聚效果有限。此时城镇化的水平受限于剩余农产品的规模。没有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大量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为最基本的食物生产而劳作,小规模的城市手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缓慢,集聚经济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出来。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组织、产品和网络的复杂性以及劳动分工的深化使集聚经济效益得以全面发挥。工业革命带来的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使剩余农产品的供应更加充足,能够使更多劳动力脱离农业和农村而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在集聚经济这一源动力的推动下,人口资源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和集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逐渐转变,城镇化由此拉开序幕。因此,工业化使集聚经济效益得以全面发挥,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变,是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
  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
  没有就业人口是不会由乡村迁往城镇的。就业结构转变是城镇化的先导指标,只有就业结构实现转变城镇化才有了稳固的基础。在人类步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产业革命所显示的强大力量为经济增长注入了不竭的能量,并激发产业结构随之发生转变。在产业结构转变的带动下劳动力逐渐由传统产业部门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带动就业结构的转变。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生产资源、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对称,而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这样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就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在行业间和区域间进行转移。城市是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集聚地,并以其强大的规模优势、集聚优势和创新能力源源不断地提供更高收入和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就业机会,促成了劳动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并带动劳动力家属等相关人口的城乡转移,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因而,城市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是决定人口迁移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城镇化是否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没有就业结构转变的城镇化必定无法健康发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是滞后还是超前、城镇化速度是快还是慢有很多不同的标准,非农就业水平是衡量城镇化水平最直接、最有效的标准,一定的城镇化水平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非农就业水平。如果非农产业主要在农村分散布局,劳动力实现了就业的行业转移,但并没有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转移,就无法直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就会出现城镇化滞后的问题。城镇化滞后一方面使城市的集聚效益无法发挥出来,阻碍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分散布局会对环境造成面上的破坏;如果城市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无法实现转变,而人口却因向往城市的生活和城市的文明而大量涌入城市,就会出现严重的城镇失业问题,伴有贫民窟的产生,所谓拉美城镇化问题。因此,就业结构的转变是城镇化的先决条件。
  我国城镇化的主推力
  虽然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但并不是城镇化的永续动力来源。工业化是阶段性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在工业化业已完成之时,城镇化并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这个时候工业化就不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了。比如,美国工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年份是二战期间,1941—1945年5年间工业产值比重平均值是33.7%,最高年份1943年为34.7%。此后工业产值比重便开始逐步下降,工业化基本结束。目前美国工业产值比重仅占GDP的20%左右。但是,美国城镇化水平在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为55%左右,远没有达到完成城镇化的阶段。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城镇化才进入后期的缓慢发展阶段,1970年美国城镇化水平为74%。城镇化水平由60年代及更早的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下降到1970—1990年的0.15个百分点。从二战后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在工业化基本结束之后,美国城镇化的推动力主要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服务业仍然在释放集聚经济效益。大量的研究表明,服务业比工业具有更强的集聚效益。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城镇化又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发展期。美国城镇化水平1990年为77%,到2012年为83%,这一阶段年均提高0.27个百分点。这还不算近20多年来大量的国际移民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美国劳动力队伍中,否则近20年城镇化水平会更高。这是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并创造了极大的劳动需求。因此,从更长的历史阶段看,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但又彼此联系、相继兴起的阶段。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推动城镇化的主导产业不同,分别为工业推动阶段、服务业推动阶段和信息化阶段。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已经很高,普遍达到70%左右,而产业内部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内部的调整,比如信息服务业的爆发是推动城市变革的关键力量。
  对于中国来说,集聚经济效益和人性中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多彩的人生,仍然是城镇化的不竭动力源泉和得以实现的基础。我国还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均GDP还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经济发展还有较长的路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有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完善的服务保障的迫切愿望。从直接推动力来看,由于中国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同时,迫于就业的压力需要努力发展劳动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还迎头赶上了信息化,因此,中国城镇化的主推力表现得较为复杂。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仍然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说明工业化仍然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从1994年开始,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并不断提升,1994—2012年的18年间第二产业新增吸纳就业人数7929万人,而第三产业为12175万人,是第二产业的1.5倍。由于目前服务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工业化的推动,不是独立的服务业发展推动城镇化阶段,因此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认为服务业发展超过工业化成为城镇化最主要的推动力,但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土地规模化生产的不断演进,农村地区还在不断地释放剩余劳动力,这也要求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因此说,与西方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工业化、服务业和信息化先后继起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不同,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是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和信息化,乃至农业现代化同时作用于城镇化。这也就是中央提出的要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原因之所在。
  在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中国城镇化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特点,既有以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推动城市集聚为标志的城镇化模式,比如目前风行于全国各地的工业新城和工业园区,也包括以服务业的迅速崛起为标志,以金融、保险、设计、咨询、广告、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集聚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崛起和壮大。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改造各类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扩展促成了信息城市的到来。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城市会失去了原来城区的概念,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型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运行,然后通过信息交流来重新整合。生产和消费、劳动和资本、管理和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城市经济体系。城市空间向都市圈、都市区等新的形态转变。这也是国家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提出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空间载体的原因。
  由以上城镇化的推动力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认为城镇化是自然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一个科学的判断。这也提示,无论如何激烈地反对城镇化,或者是不切实际地推动城镇化,城镇化都有它自身的发展逻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而不断推进,其面貌和具体形式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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