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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作者:    发布时间:2014/04/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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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人认为所有问题的症结归根到底在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上,藉此,把未来发展的希望寄予政治体制改革,似乎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就是大力、快速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和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极端的复杂性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其实质就是对各方面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它不仅需要理顺各种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协调复杂的利益矛盾,涉及面广,牵动全局,而且还要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内容复杂,影响重大。它包括涉及国家层面的重要领域如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以及相关的重大关系如党政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党与人大的关系等;包括政府领域如职能转变、机构调整、管理制度改革等;包括中央、地方和基层这三个层次在权力结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等方面的调整;还包括司法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领导制度改革等。这里面既有社会管理层面的改革内容,也有涉及国家制度层面的内容。必须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绝不仅仅是自身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形成多要素互动的关系[1],因而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搞得不好,就会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就会天下大乱。因此,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仅仅看做是党自身、党和政府、党和司法关系的改革。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使之成为各种利益的交集点。利益具有刚性特征,可以增进利益,也可以固守利益,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自己已经获得或拥有的利益一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改革30多年来,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而且占据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关键环节。搞得不好,这些利益群体就有可能会成为某些改革措施的阻力。所以,利益的调整是最为艰难的改革。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结束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那样:改革进入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2]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处在中国改革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问题众多,机遇难得,挑战空前。众所周知,我们既要实现现代化,还要实现信息化、市场化、社会化;既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发展既要有速度,更要有质量;既要解决百姓面临的民生问题,也要着重解决百姓的政治参与问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业要如履薄冰,统筹兼顾,不能仓促而为。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根本目标,建立试点,总结经验,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
  第四,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国际环境异常复杂。不能不承认,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极具挑战性:前有苏东剧变,这剧变中的内容和潜台词不言而喻;后有东欧部分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近有尼泊尔的政治转型,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缅甸的政治变革。所有这些政治转型和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放弃一党执政,实行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变化对中国来说预示是什么,中国该如何看待和应对这样的变化。可以说,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认为我们没有发生与上述变革相似的变化,或者期待我们发生这种性质的变化。毫无疑问,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不能有丝毫动摇,但国际局势的上述变化无疑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二、世界上不存在普适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有些人否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原则,或是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或是否定我国始终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成就,用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考查中国。这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中国只有拿来、学习、照做别无出路,从而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作为普适样板和原则来看待。当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发生倾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变化,当然就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要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代替中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可以看到,否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就论,否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原则,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论,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果再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就来不及了、千万不能再错过眼下的时机等观点,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有可能被那些否定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所利用,据此开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药方自然是要脱离国情的,也是不适合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的。
  其实,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适用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终极解决方案,更不存在各国皆适用的现成模式可以拿来。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的优劣评判标准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次要看它是否具有适用性;再次要看它是否具有实效性;最后还要看它是否能够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正如习近平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俄罗斯的政治实践在西方看来既不民主,也不正确。但是普京政权卓有成效地改变了俄罗斯,因为它是合理的、适用的、有效的,也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并不成功,留下的许多问题至今还在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有效的发展路径。
  当然,这样看待问题并不是说不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权建设上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他们的某些具体制度有可借鉴之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拿来了事。试分析,如果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此之好,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采取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呢。这说明,西方的模式也好,美国的模式也好,都不是解决其他国家自身问题的良方,如果美国的制度和经验是普适良方,那么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利比亚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一个理念上的好制度,不如实践上的一个进步,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
  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生吞活剥、照搬照抄从来不会成功,个人是这样,国家发展也是这样。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还要靠自己的实践,靠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创新。不是自身内生的、民族内在的继承了历史传统的所谓好东西,都难以获得成功,外来的、拿来的、照搬的,过去不能成功,今天依然不会成功。所以,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5]。
  三、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完善从来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建国就成熟了,其政治制度变革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今仍需要不断完善。期间也有非渐进性的政治变革,但总的来看,循序渐进是普遍采用的方式。对此做历史回顾,会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清晰。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成熟,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即使如此,它依然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问题和缺陷。就以一贯标榜民主的美国为例,其普选制度即使在今天来看都存在明显的问题,如选举人团制度屡被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学者批评,因为它毕竟有违得多数票者当选的基本选举原则。在美国历史上,曾有过四次获得选民选票低于对手,但选举人票高出对方而当选总统的事例。2000年小布什当选总统就是最近的一个事例,他所获得的选票低于对手50多万,被媒体评论为赢得了整体总统选战、却没有赢得总统选举的总统。耶鲁大学兼职研究员徐德清博士说,虽然美国的选举人制度并不完善,但这种制度以及美国选民是成熟的。如果这一情况发生在其他某些国家或地区,则可能会有选举人之间的互相攻击,不同政党之间的剧烈冲突,甚至会发生选民上街游行和暴动[6]。那为什么不能根据纯粹民主的原则来加以改造呢,说到底它是适合美国的,是美国历史发展延续下来的制度规定,任何人都难以撼动。这说明民主具有相对性,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绝不是完全依据某种理念和原则来建设的,而是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西方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完善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纵观美国历史,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轨迹,除了南北战争,其政治制度的一步步完善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以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为例,其选举权并没有随着美国的诞生而获得。18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文规定,合众国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至此,美国黑人才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选举权,这时距离美国建国已经有94年了。但众所周知,黑人的选举权是有名无实的,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使黑人投票率仅有百分之几,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出台,美国黑人的选举权才真正得到实现,这个时候距离美国建国已经过去189年了[7]。可见,美国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中,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断推动其政治制度走向完善的。
  总的看,各国的国情不同,必然会产生在改革的特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寻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办法,逐步探索,循序渐进。
  四、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一定要戒除焦虑症和急躁病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要戒除心理上的焦虑症和急躁病。中国改革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二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就改革的难易程度来说的。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或说是由易到难,积累到今天,旧的问题都是长期以来不易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腐败问题、司法公正、非公经济发展等;而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如收入差距、社会矛盾、政府公信力、社会管理改革等,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耐心,甚至正在使人们失去耐心。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初,千头万绪,百废待兴。邓小平首先着手解决的是当时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就难以展开,而且这些问题本身相对来说容易解决。例如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8]很快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实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在这篇文章中,邓小平还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并身体力行,主动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实践上看,我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比国家机构改革要容易得多,而精简机构、精简冗员是至今仍在努力的事情。从1982年始到2013年3月份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我国总共进行了7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也精简至25个,但是这个数字还是远超过发达国家内阁的部门数量。可以看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痛下决心、碰触利益、深化改革的地方还很多。正因为如此,今天面对的是更为艰难的改革任务,更加需要坚持渐进原则,逐步深化改革事业。
  第二个特点是就我国的发展速度来说的。在3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高速、快速增长在一个大国当中来看,是世界的奇迹。这本来是好事,但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浓缩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不同的发展进程和阶段才会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短短的30多年中一起出现、爆发。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纠缠在一起。如此众多的问题同时存在,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30多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足够漫长,这就难免会滋生出焦虑情绪和急躁心理,表现在思考如何解决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断发生的问题时,也就不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一整套方案,一套完美的设计,来卓有成效且迅速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激进疗法在中国是不可行的。“渐进改革比‘震荡疗法’的激进改革更有回旋的余地,更有可能避免类似前苏联体制转型中的政治失序和制度瓦解。渐进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和困境,可以通过持续的改革探索得到解决,改革的社会成本也在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化解。”[9]我们应当牢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3亿多人口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我们必须稳下心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我们只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攻坚克难,不断进取,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0]这段讲话,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积极、努力,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不可因为渐进原则而贻误战机,无所作为;同时,要坚持渐进发展,在积极谋划改革的过程中,措施得力,步骤扎实,政策稳妥。这样才是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改革路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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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面依法治国本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
    2. 协商民主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破题
    3.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逻辑:权力规制与权威重建并举
    4. 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5.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树立条件性思维
    6. 中国政治未来走向
    7. 政治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8.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取向
    9.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10. 政治体制改革持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