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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
作者:张士海 施秀莉    发布时间:2014/02/24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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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士海(1975-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施秀莉(1976- ),山东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共产党能否成功执政以及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在一定意义上,“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①。正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地位、目标和机制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提出了一整套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思想,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基于此,从“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的思维向度,试就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本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为当前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服务。

  一、“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②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而且还包含文化领导权。构建文化领导权,无论对一个革命党还是一个执政党,至关重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事实上,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求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所提倡和维护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指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笔者注)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④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通过构建文化领导权,寻求文化“认同”,来赢得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基础。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反帝反封建文化旗帜,形成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和价值体系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⑥。因而“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⑦,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目的出发,更加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苏联就是如此。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工作展开的。一方面,形成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热潮;另一方面,开展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清除工作。因此,经常性的、全面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落到了实处;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确立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这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成分多样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拓展,中国文化现状是多种文化并存。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极其重要。只有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文化吸引力,使人们面对多样文化的选择中,最终“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才能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使中国文化免受外来文化干扰、控制和同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阈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真正捍卫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因此,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理应而且必须更加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⑨

  政党文化是关于政党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其基本内容是政党观念形态的一系列表现形式,包括政党认识、政党情感、政党动机、政党意向、政党信念、政党思想、政党理想等。在政党文化建设中,意识形态(即政党价值取向)是其核心内容,决定着政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恩格斯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⑩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马克思主义政党欲获取文化领导权,不仅要有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而且也要进行广泛动员、达成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民众认同。“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Umschlag)。”(12)只有使本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并逐渐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观念、意识和素养,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领导权。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要目标。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3)“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怎样相互联系呢?毛泽东十分形象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4)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5)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理论学习、整风运动、榜样示范等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这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16),进而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7)。“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8)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曲折探索中逐渐误入歧途,直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受到损害。

  总之,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都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和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此,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全国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和掌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思想政治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三、“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19)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完全胜利,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建立,不仅仅是领导者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不能仅仅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方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文化的根本改变,而是一个需要在被领导者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他们的同意、“认同”的过程。“获得他们的认同,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的消极的和间接的认同,而是单独个人积极的和直接的认同。”(20)可以说,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既需要注重发挥政党的主导作用,又需要注重发挥民众的主体作用,将教育与自觉有机统一起来。因此说,构建文化领导权是一个系统工作,它离不开政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方针政策,离不开一支有战斗力的知识分子队伍,更离不开科学方法的运用。

  构建文化领导权必须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方针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1)在他看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大量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2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23)在毛泽东看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4)其中心思想是强调把“古今中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构建文化领导权必须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25)因此,毛泽东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2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继续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27)

  构建文化领导权必须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8)在毛泽东看来,“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29)同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重视“自愿的原则,”(30)“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31)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注重教育与自觉相结合的整党整风、党校教育、建设学习型政党等推进中共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有效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强调,“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判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2)

  总之,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重视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文化方针政策、注重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这对于发挥文化领导权建设主导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中共文化领导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偏差,直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挫折。目前,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变革。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样化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情况、新问题,使中共文化领导权建设不仅面临着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乘机渗透蔓延带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社会价值论”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价值观取向多元化提出的挑战。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探讨包括方针政策、组织队伍和方法路径在内的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这一系统工程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文化领导权建设主导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够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真正巩固与发展中共文化领导权,进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余论

  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思想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寻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一般规律,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在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通过教育与自觉相结合路径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还需要不断地正确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新科技革命的强劲推动下,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经济上要追赶“先发”国家外,还面临着如何有效捍卫本国文化安全的严峻考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获取最广泛的文化“认同”、进一步捍卫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文化领导权,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文化“认同”是“重要的社会黏合剂,哪怕时局艰难,内讧纷起,它也能使政治团体保持自我集聚”。(33)对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中国,苏联共产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而丧失文化领导权、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值得警惕和深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我们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完成了政治革命。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斗争的形式取得全部胜利的。根据文化滞后性原理,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而必须经历一个艰苦的意识形态的改造工作。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也就彰显出来了。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重点“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视阈观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理念提出来看,无论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即离不开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我们说,严格确定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标准确实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价值;深刻地领悟“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真正地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进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根本要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主旨和灵魂的理解和把握,就是按照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对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至关重要。只有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能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全国人民进程中,只有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才能真正“认同”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达成最大限度上的“同意”与“意见一致”,才能在更广泛更自觉实践层面上形成内在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因此,广大人民群众要通过学习与理解相结合、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树立科学“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形势下,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思想得出的最主要启示和最基本结论。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9-64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8页。

  ⑧参见韩毓海:《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1期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4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12)《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67-46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82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20)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71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2-75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

  (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0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1页。

  (31)《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33)罗伯特·E·道森:《政治系统与政治社会化》,载《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5]赵理富:《政党的魂灵: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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