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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城市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瞿晓琳    发布时间:2014/02/21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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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城市民生问题,即有关城市居民的生计和生活问题,是全国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后,摆在党面前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困苦不堪的城市民生。解决城市民生问题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管理和建设好城市、能不能治理好国家、能不能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问题。正是因为深谙这一点,毛泽东高度重视城市民生问题。关于毛泽东民生思想与实践,学术界已有一些关注,然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毛泽东关于城市民生问题的深刻思考与举措成效,学术界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亦望能为当前的中国城市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一、毛泽东对城市民生问题的认识和判断

  一直把人民作为最高价值的毛泽东心系人民,关心人民冷暖安危,对城市民生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1.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事关新政权的巩固。毛泽东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战略高度论述了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即解决好城市民生问题是巩固人民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招。

  熟读中外历史的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民生与政权更迭之间的正向关联,深谙谁注重解决民生问题,谁就能赢得民心,人民就拥护谁——这一朴素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今,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政权,依然离不开人民群众。

  然而,建国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长期掠夺与破坏,城市秩序混乱,经济凋敝,生产停滞,工人失业,物价上涨,生活基础设施严重破坏,社会风气糜烂,整个城市满目疮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严重影响城市居民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支持。毛泽东延续其一贯的思路,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人民群众同样需要共产党对其关心,尤其是生活福利上的关心。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把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作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一招。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要着力解决城市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1428毛泽东关于城市民生问题对巩固政权重要性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从巩固政权的角度出发,毛泽东还认为城市民生问题的存在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明确把“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看作是“社会秩序还没安定”的因素之一[2]70。

  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还认为城市民生问题的存在使经济发展失却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无序的社会不仅谈不上政权的巩固,也是谈不上经济发展的。所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失业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与土匪没有剿灭等问题,“使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就没有获得。”[2]70平抑物价,“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3]63。

  2.城市民生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落后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转型。面对建国初期严峻的城市民生形势,毛泽东分析了城市民生问题产生的原因,既看到了来自旧社会的深刻历史渊源,也看到了新旧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延续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贯思路,依然认为社会结构、制度是城市民生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他指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2]69所谓“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具体到城市民生方面,主要有物价猛涨,工人失业,城市房荒,教育失衡,社会风气糜烂等。毛泽东对城市民生问题的这种归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果,反映了数千年来剥削制度,特别是近代以来“三座大山”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贫困,出现严峻的城市民生问题的客观事实;同样也说明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贫困问题成因的认识,已摆脱唯心主义宿命论,开始向富于现代气息的理念转变。

  此外,毛泽东还初步认识到,城市民生问题的产生,也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着剧烈的变迁和整合,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社会转型导致社会全方位的剧烈变动,使得一些城市民生问题凸显。这自然也反映到毛泽东的思想中来,最突出的体现在毛泽东对失业问题的探讨上。在1950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2]69是失业问题愈加严重的原因之一。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方面的失调,也是城市民生问题产生的主要缘由之一。

  二、毛泽东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基本思路

  为了尽快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保障城市居民安稳生活,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十分有效的政策,从而缓解了严峻的城市民生。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具体政策的制定,但他把城市民生问题的解决看成是事关政权巩固的大事的态度,以及他提出的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却对建国初期的城市民生工作起到了重要影响。

  1.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基本前提。前已述及,毛泽东把城市民生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剥削制度。因此,要彻底解决城市民生问题,毛泽东认为基本前提就是消灭剥削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高屋建瓴地把“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1]1476作为解决包括城市民生在内的中国民生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为旗帜鲜明地强调:“要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2]302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已经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毛泽东积极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在工厂里进行民主改革等运动,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继续为城市民生问题的解决创设制度条件。

  2.发展生产:夯实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认为:要解决城市民生问题,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4]260。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中再次强调:“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4]288在此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夯实了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物质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2]61因此,“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4]278

  3.人民: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中的主体。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031按照这个逻辑,城市民生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也要靠人民自己的努力与创造。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人民群众自身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中的主体作用。1950年9月11日,毛泽东在给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的信中,寄语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4]285

  4.统筹兼顾: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针。“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这个方针也是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领导党和政府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实践中对统筹兼顾原则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好生产与城市居民生活的关系。以工人福利问题为例,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陷自己于被动。”[5]这里的“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实际上强调的是要处理好生产与生活的关系。

  第二,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毛泽东鉴于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落后需利用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指出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劳资两利”的原则,“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3]64-65而工厂关门对于解决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得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6]

  三、毛泽东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具体措施

  民生是理念,但更需要实践。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严峻的城市民生问题,毛泽东领导党积极分析问题、制定对策,改善了城市居民的民生境况,也夯实了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1.平抑物价。物价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由于大规模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发展,财政支出入不敷出,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维持,纸币流通量大大超过商品流通需要;国民党统治时期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环境里,产生的大量投机资本和投资商人在各大城市解放后,乘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和城市物资供应不足之机,集中囤积当时最薄弱、最要害的粮食和纱布等物资,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原因,造成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新生的人民政权经历了四次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物价大波动,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额损失。正如1950年2月1日,陈云、薄一波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共发四万一千亿元,因为贬值,现在只值四十九亿斤小米。即是说,通货贬值中,人民损失了一百六十五亿斤小米。这是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很难支持。”[7]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促发展、保民生、稳政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我国政府采取了临时应急与长效治理相结合,经济手段、行政干预双管齐下,金融、财政政策同时跟进的策略与措施。“到1950年3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3]62

  2.治理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内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截至1950年9月底,城镇失业人员已达472.2万人,失业率高达23.6%[8]。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对原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要实行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这就防止和减少了新的失业人员的产生,同时也为新中国建设保存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对失业的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2]74。对失业工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2]74。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救济、安置失业人员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初步缓解了失业压力。全国解放时,城市失业人口达400多万人,到1952年,约有一半失业人员重新获得了职业,其他人员也得到了一定的安置。

  3.解决城市房荒。住有所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民生目标。建国前,城市房屋破坏相当严重,“被日寇、伪军、蒋匪军破坏及战争的破坏,公房损失不少,其中以长春市最重,该市原有公房一万一千栋,因敌伪破坏及战争破坏损失五千九百栋,修复两千五百余栋,其余三千四百余栋,有三千栋无房盖。”[9]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后,城市房荒成为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房屋严重短缺,居住环境混乱拥挤,居民互相争房。因此,建国初期毛泽东重视人民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思考解决城市房荒的对策。具体有三:一是接管大批逃亡的敌伪军政官员、地主及资本家的房屋,分配给城市职工居住。如南昌市接管了1898幢房屋,解决了约6万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大连市约有2.39万户、占人口30%的居民迁进了原日本人居住的“洋房”。二是“修理旧房”[4]289-290。到1952年底,全国城市共维修房屋约2000万平方米[10],使得部分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有所改善。三是“有计划地建筑新房”[4]289-290。对于此问题,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早在1949年就公开承诺:“人民政府将来是一定要修筑多量的城市房屋来解决市民的住宅问题的。”[11]国民经济恢复的3年时间,全国城市大约新建了1000万平方米的职工住宅。

  4.重建城市秩序。良好的城市秩序是城市居民安居乐业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各城市解放后,医治战争创伤、消除腐朽恶习、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首先,根除旧社会的残毒遗害。一是禁绝烟毒。烟毒是在旧中国存在几百年的社会痼疾顽症,严重地侵害着国人的身心健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人民政府一定要把彻底查禁鸦片烟毒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全方位整治烟毒。到1952年底,新中国已基本肃清了为害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鸦片毒品。二是解放妇女。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尺度和标志,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手段涤除陈规陋俗,从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全面封闭妓院,使成千上万名妓女得到了解放和改造;同时重视对妇女权益保护,提倡婚姻自由。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漠视妇女权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其次,稳定社会秩序。一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会道门是自清代民间延存下来的秘密结社组织,利用各种迷信手段对社会公众施行精神心理控制。新中国成立时,特务、反革命分子及地主利用反动会道门组织散布谣言、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社会治安。取缔会道门组织成为建国初期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到1955年底,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基本消灭。二是根治匪患。解放前夕,旧社会遗留的惯匪、惯盗、兵痞、恶霸相互勾结,寻衅滋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一大现实政治威胁。毛泽东要求必须迅速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指出:“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12]据此,新生的人民政权用3年的时间根治了匪患,保障了社会安定,从社会层面增进了城市居民的民生福利。

  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城市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问题给予了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四、毛泽东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现实启示

  由于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等方面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城市民生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城市民生问题主要是由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因素,特别是旧的社会结构、制度造成的。这种归因特点,使城市民生问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其‘问题性’得到了肯定甚至是强化,取得了社会问题的合法社会地位”[13],从而成为国家与社会回应和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基本前提。这种归因有其合理性,但显然因忽视了其他因素而不够全面,如毛泽东对当时滋生城市民生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我国的资源禀赋等就没能认识清楚。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容易使一些本来存在的城市民生问题被遮蔽;同时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对城市民生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缺乏足够认识(既然认为过去落后的社会制度是城市民生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么随着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市民生问题将不复存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自然也没必要作长久的打算);也使得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方法上,更注重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迁,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但我们必须得承认的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民生问题思考举措与实践成效,反映了党为解决城市民生问题所付出的努力,也彰显了人民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目前我国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即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城市民生难题的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的探索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突兀的城市民生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民生问题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借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识城市民生问题的思路,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切实解决城市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治安等问题。

  第二,解决城市民生问题,国家的制度安排很重要。经济发展是不能自动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辅之以配套的制度安排。尽管建国初期毛泽东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过程中,更注重生产关系的变迁,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失误。但他注意到了制度安排在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和进步,但同时城市民生问题凸显,问题主要在于国家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因此,健全相关的制度,将是解决城市民生问题的有效举措。

  第三,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毛泽东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局面,没有被眼前困难所吓倒,而是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城市民生建设的显著成效。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学习毛泽东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困难上,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敢于胜利,善于胜利,战胜面临的各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四,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主要依靠城市居民。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解决城市民生问题,也要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广大民众,时刻将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制定方针政策上,要照顾各阶层利益,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民众利益得到保证,同党与政府贴心了,工作激情上来了,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奋斗,才有利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440.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3.

  [7]陈云.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7.

  [8]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G].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109.

  [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G].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643.

  [10]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492-493.

  [11]新华社信箱: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N].人民日报,1949-08-1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76.

  [13]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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