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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理论探讨    发布时间:2014/02/12    来源:李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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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艰难、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攻坚克难,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可以说,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更是预防腐败、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指出,社会的繁荣与贫穷是由体制决定的,成功的国家是“包容性体制”,失败的国家是攫取型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总体上是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的。但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这就难免使协商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现实是公众渠道存在着不健全和不畅通的情况,结果是造成公众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根据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湖南省平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成本。

  三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在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里,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常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不足。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全球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出口作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是出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却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格局下,部分企业依托政府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经济利润,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面对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发育,利益群体在分化,社会层级在丰富,人群流动在加快,公民诉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领域矛盾凸显,纠纷层出,劳资冲突,医患矛盾,用地纠纷频频发生,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失地农民问题逐年增加,农民工遭受歧视和生存发展无保障,房价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管理加强,执政能力提高。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上述诸多社会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换言之,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审批权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10余种。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种类在增加,腐败的人数在扩大,腐败的特点与以往相比也明显不同,即腐败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腐败不但是人们最为痛恨的,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甚至于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并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的。由此看来,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被提上日程。

  四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阶层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日益明显,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待遇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同。民生问题与政治体制关系如何?究其实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权力分配方式,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这种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的暴富都和权力腐败与垄断有关,吴敬琏在2012年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及阻滞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这篇直指政治体制的总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327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深入开展,当时不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确定市场经济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直到十四大之后,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重要的表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取消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共明令取消2 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还体现在反腐败方面,2002年至今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有:李真、王怀忠、吕德彬、卢万里、李友灿、郑筱萸、姜人杰、曾锦春、李培英、段义和、许迈永。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更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回顾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代表大会制度化,政治继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确立,依法治国成为共识。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阻碍因素。

  一是利益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必然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群体既得利益的丧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博弈,例如人们对房产税的态度。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是文化障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总体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长制,其主要特点为:政治权力具有专断性与随意性;皇权无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从上到下任命;人们特别注重关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与经济不分,以政治干预经济,重农抑商;没有言论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这种中央集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业与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回报的不确定性,财富积累的源泉主要靠权力所进行的掠夺,只有官员才能有迅速发迹的机会。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是为获得官位而进行的投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引用了《华北先驱报》刊登的一个例子:广州海关的关税承租人“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3]103。可以说传统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存在,对此,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三是认识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现实的利益障碍和传统的文化障碍,还有人们的认识障碍,即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着诸多误区。这些误区有:(1)人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滞后,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不应急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实现有的政治体制恰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种规定,相应的规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和行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更是实际的行动,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设计上,而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3)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只解决现象层面的问题,必须深入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内部,找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才能够摆脱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政治体制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危险,就远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只有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5)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人以维护稳定为理由,极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机构和部门的调整,又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换言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却困难重重,但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大环境来看还是有利的:一是因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此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二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共识;三是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和保障。由此看来,接下来就是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并切实进行有效的实质改革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及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感觉信心不足,对改革的结果也存在不满,对改革的前景也不乐观。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当今中国不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而且必须深入展开,换言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需抓住有利时机。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产生于国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动力。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和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才会取得成功。

  首先,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要求,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体制,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之提供政治制度环境支持。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规范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

  其次,公民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公民是强大的政治力量。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表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其中乌坎事件彰显了基层治理的困境,也开启了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的先河;温州动车事件则意味着民众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免费午餐则是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说明公民开始用行动争取环境权,紧随其后的什邡市钼铜项目是公民争取环境权的又一成功范例。在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中,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民众表示强烈抗议,最后,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在厦门、大连、宁波市镇海区多次出现的反对PX项目事件,都逐渐显示出民众日益强大的政治博弈能力。通过一系列公民社会事件,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日益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因为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历程,这些公民社会事件改变了人民内心深处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畏避的政治态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再次,基层改革者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大批勇于尝试的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省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山东省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等,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就现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刘日通过调研,提出了《关于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议》、《关于反腐败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建议》、《关于如何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建议》、《关于请“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建议》、《关于规范高管年薪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关于解决我国分配不公问题的建议》等等,每一项建议,都涉及广大人民的利益,每一项建议,都没有回避严峻的现实问题和难题。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者,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带动了一些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使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对改革寄托着希望。

  最后,媒体的监督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媒体中网络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识载体。通过网络和运用网络进行反腐败,已构成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微博举报贪腐线索,引得无数网民围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成为当下反腐风暴的明显特征。“表哥”、“房叔”、“房妹”、雷政富不雅视频截图等都是网络提供的反腐线索,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微博反腐更为密集,时时有人举报,不时有人落马。可以说,群众越来越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自治功能。网络反腐是一种民主政治,是众多网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政治的表现。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根据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社会矛盾,确定了以下七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它们是:支持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内容充分说明了我党对现行政治调整存在的弊端的认识和深入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更令人可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并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方案对中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要进行大幅合并,形成18个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时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并进行。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不断深入并卓有成效。从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及经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由此看来,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之后的推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4]。中国共产党高层以及全国人大和人民政协构成了“顶层设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是毋庸置疑的。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政府的法制建设,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现行政治体制中,“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诸多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往往是在某位地方领导或某届党政班子的倡导下进行,随着改革试点的地方官员被提升或调离后,原来的改革就被搁置甚至停止了,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规范和必要的制度供给。只有通过法制建设,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过度依赖中央和地方基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把能人执政变为依法执政,使能人政府变成法治政府,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要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发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根本上着手,创新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扩大和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

  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只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才能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正规的现代化转型。

  最后,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通过实验的方式逐步展开,避免陷入危险。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德]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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