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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对法律阶级工具论的发展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7/3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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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柯林斯复杂的法律阶级工具论无疑坚持了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他坚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却又避开了决定论的泥沼;他维护了法律的相对自主性,同时没有抛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前提。
  休·柯林斯(Hugh Collins,1953— ),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法教席教授,兼任《现代法评论》主编和《欧洲合同法评论》的编辑,也是欧洲合同法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柯林斯早年求学于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讲师和研究员,也在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美国大学做过访问教授。主要学术兴趣:雇佣法、合同法和商法、法学理论;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法律》、《解雇的正义》、《劳动法》和《欧洲民法典:前进的方向》等。
  马克思的两大核心贡献是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了生产活动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专门阐述并不多,这一部分理论多包含在国家、政治学说中。然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却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它从经济基础中探究法的起源和变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日益兴起,法与经济的关系、法的阶级性等相应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
  朴素唯物主义与阶级工具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为主线,认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有根本的物质制约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躲不开也绕不过这个问题,然而学者却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正或提出了质疑。归纳了主要意见分歧后,休·柯林斯将他“所相信的马克思主义者”分为朴素唯物主义和阶级工具论两个派别。
  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crude materialism)其实就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这个理论中,无须找出影响自觉行动的结构,上层建筑就被决定了。柯林斯指出了用这种方法研究法律的三个缺陷:一是朴素唯物主义忽视了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它过分笼统地将上层建筑概括为经济基础的直接体现,而未能审视法律与国家、道德、政治制度等的联系。二是朴素唯物主义难以解释法律的所有功能。三是朴素唯物主义难免被理解为一种粗略的阐述方式,它仅突出了简单的“决定”,而恰恰忽视了“如何决定”的运行机制,即法律产生与作用的程序,因而成为朴素唯物主义法律理论最为严重的缺陷。
  相对而言,阶级工具论则很好地弥补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缺陷。与后者更强调经济因素不同,前者更注重法律体系的阶级属性,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行使着国家机器的职能。在葛兰西传统尤其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决定作用远大于经济力量。柯林斯指出,在法律的阶级工具论者看来,“经济基础不是瞬间和机械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阶级统治的程序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决定了阶级划分,阶级之间的对立利益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相反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斗争和统治——较强的版本直接认为统治阶级直接排他性地控制了法律,以牺牲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较弱的版本则认为法律通过操纵生产关系,保护现有的所有权关系,维护经济及社会秩序。
  来自多元论和正义论的挑战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内认同阶级冲突论,并大多支持法律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学说。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状况日趋复杂,阶级融合的表象对传统两大阶级对立理论构成了极大挑战,阶级工具论也遭受了两种批评,笔者将一类称为“多元论”,另一类称为“正义论”。主张多元论的批评者一部分以福利国家立法的实践为依托,认为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并非具有马克思预设的同质性和协调性,而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独立属性,个人不可能清晰地实现自己的阶级认同,从而齐心协力地为阶级整体而行动。因此,严格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无法解释多元的社会现象,难免陷入简化论的泥沼。比如福利国家的法律似乎更注重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仅在社会保障方面支持弱势群体,而且还认可了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利。另一部分批评者则在阶级的概念上做起了文章,认为阶级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具有相同政治认同的团体组成的,应该被重新定义,这实则是否认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主张正义论的批评者更坚持现代西方法理学考量,认为法源自人类对善与美的追求,是对阳光下公平正义的探索,而不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以达到特定目的的工具。法律建立在神圣文本的基础上,是先验理性启发的符合正义的客观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立法机关会调整法律以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工作由游离于统治阶级之外的法律人操作。柯林斯将这种观点称为法律的“自主性命题”。
  优化的阶级工具论
  柯林斯对两种反对意见都进行了反驳,并试图提炼出一种精致的法律阶级工具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实现内部自洽。首先,针对多元论者的第一种反对意见,柯林斯否认福利立法可以挑战阶级工具论,因为现代国家有相对自主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既然存在相互冲突的两个阶级,就难以避免国家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斗争,下层阶级必然抗议完全利于统治阶级的压迫性立法行为,因此统治阶级不可能完全控制国家机器,被统治阶级有可能通过施压得到福利立法赋予的少量利益。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所做出的无非是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勉强让步,对于整个阶级利益而言微不足道,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诉讼、公然违背或限定实践的政治原则来消除福利立法对它的不利影响。换言之,国家只是“相对自主”并非完全自主,整个法典必然保障社会活动的最终方向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并能够稳固其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另外,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人必须通过教育赋予的意识形态坐标来认知和解释外部世界,因此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必然会影响无产阶级视角。法律体系正是以维护正义的姿态向全社会渗透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不光难以洞察这一点,而且他们的主张不自觉地设定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下。
  其次,柯林斯还回应了多元论者的第二种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意见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挑战。他指出围绕立法的群体斗争其实多为阶级斗争。对于残余法律(即在前一种生产方式下制定并持续存在于后一种生产方式之中的法律)存在是统治阶级之外的群体保留的结果这一命题,他给出驳斥:依然未被文本抛弃的残余法律已经没有具体意义,它虽然存在于现行法律条文中,但却被忽视;部分法律可能因其不相关性而逃避改革;语词形式的特性或许可以使残余法律变更意义留作他用。而且,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一来,统治阶级会蓄意保留传统法律,以将立法活动神秘化,避免其将法律作为工具的心思昭然若揭,在残余法律的麻痹下更顺利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二来,由于意识形态框架是在不断的持续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还会形成动态的意识形态坐标,因此残余法律的存在也代表着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下,无论是被统治阶级还是其他随着阶层分化产生的所谓“非主流阶级”,从根本上都无法影响统治阶级制定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法律规则。只要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现代法律体系就“能够隐藏不合时宜的残余法律,也容许现存法律教义的微妙变形”,法律阶级工具论依然成立。
  最后,柯林斯应对了法律自主性命题对工具论的挑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工具论,但提出应该与过分强调物质基础的朴素工具论保持距离。自主性命题与相对自主性不同,后者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下法律行为的相对自由,但根源上没有逃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前者主张完全不受物质基础约束的法律行为,是与阶级工具论彻底相悖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柯林斯则没有对法律自主性命题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包容了法律推理的自主性,突破了物质决定论的阻碍。同时,他肯定了自主性命题不可剥离主流意识形态。简言之,“物质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介决定法律的内容”,柯林斯认为优化的阶级工具论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体现了自主性命题的意义。
  柯林斯复杂的法律阶级工具论无疑坚持了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他坚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却又避开了决定论的泥沼;他维护了法律的相对自主性,同时没有抛开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前提。然而,柯林斯在一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法律分析的认识有所偏颇,因而所谓的“严格修正”有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至其优化的阶级工具论难以揭开法律的真实面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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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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