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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及前沿问题①
作者:    发布时间:2012/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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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这篇讲演中,麦克莱伦考察了过去九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往往通过自己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范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变化的一种有益方式。他重点考察了当前的三个主题:全球化、帝国主义和生态问题。尤其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资源。最后,他再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人类拥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尊严不是来自于契约,或者个人所有的或是所做的,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
  【关 键 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全球化 帝国主义 生态问题
  我演讲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将在广义上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探讨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及其之后的发展,及有关帝国主义的最近的理论。也就是说,我将考察在过去九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洲和北美的发展。
  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简要回顾和评介
  鉴于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性质及较长的时间跨度,我演讲的主题的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其实,在多元的情况下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会比较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像我们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往往通过自己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范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变化的一种有益方式。别忘了,马克思本人就是在伟大的黑格尔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时代的不稳定,黑格尔的精神复活了。这体现在列宁晚期的作品中,尤其在早年卢卡奇的著作里。弗洛伊德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赖希(Reich)、马尔库塞(Marcuse)以及早期的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结果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存在主义是当时主要的哲学样式。这样,就出现了萨特版的马克思主义(Sartrean Marxism);随后,又被迅速兴起和衰落的结构主义所取代。阿尔都塞版的马克思主义是其典型代表,然后是后现代主义的系统化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者附和了后现代主义对于他们“宏大叙事”的攻击。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了。与之相伴的是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以明显的矛盾的“理性选择”的形式出现并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随着国际电子交流重要性的提升,“全球化”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反映了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全球的真实分配,全球化逐渐以帝国主义和帝国的形式被人们谈及。
  这会给当代马克思主义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呢?很明显,法国的学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减少的相当多了。萨特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结构主义尝试的结果也同样如此:它的极端的理智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体现在后现代主义里。后现代主义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结构主义由于其所具有的相对性和不合理性的特质,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幻想物上做宏大叙事的热情的下降,导致了对于品位和选择的强调。超市作为一种对社会理解和分析的模型就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模型通过顾客对商品的挑选分析其政治行为。确实,稳定的社会现实和稳固的自我概念的消失与最近经济学上反计划的观点的发展密切相关。这种反计划的观点突显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自由”市场导致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和道德上的混乱,用马克思的著名的话来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的资金周转率的加速,使社会和经济生活更加缺乏稳定性。这种“后现代主义”,正如人们逐渐了解的,用一位最著名的分析家的话来说,可以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样一种社会中,“信息社会”不仅产生了新的语言理论,而且“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整合到一般的商品生产中:生产新的大量的看起来更新奇的商品(从衣服到飞机)的发疯似的经济上的紧迫性,给美学上的革新和试验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结构功能和位置”。在这样的社会里,包装和外观在政治兜售上如同啤酒的推销一样重要;时间和空间越来越被信息高速公路所压缩;新闻报道被作为“故事”讲;蓄意谋杀的武装起来的民族国家被称为“玩家”;好不奇怪,现实虚拟化了,人们开始失去对于他们个性特征的任何稳定的理解。顺便提一句,最好的解释后现代主义的两部著作都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法兰克福学派詹姆逊(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早期恩格斯早年经验性研究的哈维(Harvey)的《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这并非偶然。
  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略微好些。这种做法尽力地把美国和英国语言哲学分析的严谨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例如,这产生了一些精彩的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可能性的讨论。这种探讨以柯亨(Cohen)、埃尔斯特(Elster)、罗默(Roemer)的著作为代表。他们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是理解所有社会和经济现象的必要基础。随着自由个人主义上升的影响和对市场力量的强调,可以预料到马克思主义者将尽力采用和使用他们主要对手的方法论原则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一过程的前兆是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这是一部使用英国分析哲学完整的严谨性去捍卫一个传统的尽管是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杰作。这种“分析的”或者“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的倡导者,除了柯亨,就是罗默和埃尔斯特。他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没有——或者确实也不需要——一种自己的哲学。无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去捍卫什么,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使用与主流社会和政治思想相同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去处理。他们尤其强调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种方法论反映在诸如帕雷托和哈耶克等人的著作中。在20世纪80年代,源源不断的著作采用分析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在这些著作中,给人影响最深的是罗默的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转化为在当代对分配公正的探讨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性的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和埃尔斯特的通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任意使用来张扬马克思的《读懂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在最近大约十年间,很多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放弃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更极端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同时放弃了马克思自己的社会理论。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三个前沿问题
  审视一下当今知识界,我想集中在两个方面: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和全球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帝国主义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与全球化问题
  詹姆逊的作品可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巅峰。提及法兰克福学派不得不先提一下尤根·哈贝马斯。他起初作为阿多诺的弟子,而后成为第二代法兰克福人物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从他1968年的《知识与人类利益》(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到他80年代早期巨大的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再到他随后的很多重要的著作,哈贝马斯都试图将语言学的东西引入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思想就是把演说行为植入一个假定可能的理想演说环境里。在其中,比较好的辩论本身就能对问题作出决定。但只有社会的所有成员具有同等参与讨论的机会,这点才有可能。这也涉及这样一个思想,即社会的转变要朝向能够使这样一种交往能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特征。因此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蕴含在所有的和每一个交往行为里。
  这一思想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得到了最基本的表达。在这一著作里,哈贝马斯分析他称之为被越来越多的起重要作用的工具理性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并且试图借助于强调所有参与交往行为的人承诺通过一个合法性的商谈从而克服交往的歪曲来建构一种对语言的解释。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用一种自由法学的转向,去创立民主、道德和法律的理论,并致力于发展现代性未竟的事业,从而去实现某些普遍的、经得起检验的启蒙价值。对当前西方而言,这些考虑导致哈贝马斯采用一种可以将之描述为社会民主的立场。但是这样一来,就将他排除出甚至是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就超出了这篇演讲的范围。
  现在回到对詹姆逊的分析上。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已经在他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里给出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出色解释,以及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顶点的深刻反思。但是《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一书是詹姆逊的基本理论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在对巴尔扎克和康拉德的详细阐述之前,詹姆逊概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谈到《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时,詹姆逊认为,对我们来说,过去的文化事件只有在一个单一的宏大的集体叙事的同一性中,才可以恢复它们原先的紧迫性;也只有在伪装的或象征性的形式中,这些文化事件才被看作分享一个基本的主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集体的抗争去争取一个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也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未完成的存在于在阶级斗争的历史情节中作为重要事件去把握。为了揭示这种“政治无意识”,詹姆逊认为这里存在着“能够标示出一个文本的社会基本意义的三个中心环节”:第一个是“历史被简化为一系列的时间中的守时的事件和危机”;第二个是“社会被认为是由在社会阶级间的连续不断的矛盾和斗争构成的”;而第三个无所不包的中心环节是“历史现在被设想为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最重要的本质,以及从远古时期以至于遥远的将来,我们人类多种人类社会形式的更迭和命运”。詹姆逊以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讨论结束他的书。其中,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类型的乌托邦的阶级意识都是集体单位的表达”,并声称“所取得的集体活动或任何的有机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仅其自身都是乌托邦的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他们自身为了取得一个乌托邦或无阶级的社会的最终的集体的生活的混合物”。詹姆逊思想的来源很广泛,从心理分析到人类学,方式的广泛性实现了将它们结合在一种当前不再受欢迎的“宏大叙事”里。从一种比较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詹姆逊明显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强烈影响,但是设法用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扬弃(Aufhebung)方式,将他包括在一种更大的、整体性的叙事之中。詹姆逊后期的著作已经包含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重新认可和利用阿多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重新强调空间作为理解全球化了的世界的重要因素。
  因此,詹姆逊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诸如阶级、异化或者生产方式到一种对当代社会里多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的开放态度的能力。他的意图是通过批判的参与多种处理来激活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这种参与致力于通过用真正的黑格尔的精神历史化他们的具体话语来整合这些问题。
  (二)全球化和帝国主义
  正如上面所谈到的,詹姆逊对全球化的探讨,可引到我想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主题:全球化和帝国主义。首先介绍一点背景知识。什么是全球化?我想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最直接的显著特征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业务活动的数额巨大。我们知道在货币交易中有超过1兆英镑的货币被卖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15年间,国际金融交易的份额相对于贸易已增长了5倍。当政府的作用下降时,金融投机商的作用反而上升——正如英国在1992年的黑色星期一从欧洲汇兑机制中不光彩地撤出来以及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化的第二个中心方面是世界贸易的增加和越来越综合的特征。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贸易,特别是服务业有巨大的增长。贸易中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经销已经变得越来越整合——汽车和飞机在两到三个不同的国家里进行生产,在第四个国家里进行组装,经销被控制在第五个国家里进行。这种流程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势力和影响力的增长造成的。许多跨国公司每年的营业额现在已经超过一些小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也许更为基本的是,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进程。它是那些受其影响的人的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变和压缩。电视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兴起、卫星和计算机的结合、电子交流传递瞬间达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的冲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许在所有解释全球化的人物中,最具有全球化的是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直到21世纪初,随着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全球化的讨论被一个全新审视的古老的概念——帝国主义所补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成功之作《帝国和民众》(Empire and Multitude)。在某种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把全球化的思想推进到极致:他们声称民族国家会终结,而美国帝国的统治也会结束——或者说可能把美国的模式延伸到全球。对帝国来说,全球化的政治形式没有中心和边界。如同福柯的权力,它自动地蔓延到整个全球社会。像他们的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一样,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表述得不是很清楚,因而很难把握。他们没有集中在具体到政治和经济的分析,而是比马克思主义更无政府主义,把政府的权力而不是经济关系视为人类解放的主要障碍。
  与哈特和奈格里截然不同,艾伦·伍德(Ellen Wood)以一种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把全球化看作是对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反应。它与自由贸易或者统一的世界市场无关:由社会和经济破裂造成的不同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条件可能会增加收益。民族国家的角色将是在全球资本开放和阻止一定程度的整合中担任公正的协调工作。被阻止的整合也许在拉平全世界范围内工人的社会处境方面做得太过分。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的状况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其他的机构或跨国组织能够代替民族国家在管理上和强制力上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合约的稳定性,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资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基本生活条件作担保。这种对于民族国家的依赖,加上相对的经济下滑,说明了美国复活的军国主义,以及它对战争的无休止的追求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军事干预的威胁。
  在政治经济上,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学者)所面临的两个问题是如何解释美国重新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是否会造成长期的下滑结果。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过分竞争造成的。他认为:“考虑到资本主义的无计划性以及竞争的本质,实现平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通过消减成本来创造总收益增加的公司,同样也可能会造成总收益的下降,从而会导致宏观经济的瘫痪。”这种解释声称资本主义危机是市场直接造成的而不是为盈利导致的工资压力造成的。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难以驾驭的风云变幻中,去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只可能使事情更好,而不能是更坏。这样,布伦纳的出发点与美国生产行业的下降与股票市场的肯尼迪主义及其倡导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即“廉价的信用更容易获取,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破灭,债务草率地无尽地增加,信用卡驱动下的消费的增加,以及造成美元贬值的令人头晕眼花的进口的增加”。
  尽管布伦纳主要关注竞争效应和美国制造业的下降,即来自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从而导致那些落后的资本主义赶上领先的,而其他的学者强调金融资本在理解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例如,基欧瓦尼·阿瑞格黑(Giovanni Arrighi)认为“资本的金融化而不是制造业中持续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作为主导,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利益和霸权的双重危机的反应”。他认为:“考虑到美国外债的空前的巨增,很难说,在没有变成完全的贡金或保护费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长时期内如何能够重现。美国每天需要大概10亿美金去平衡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的往来账户。”对于所有美国的军事统治,阿瑞格黑认为他的霸权地位正在瓦解。鉴于美国发行的债券被日本和中国大量购买,他指出“依赖于美国的能力展现他自己履行全球市场作用的这最后一个策的和不可或缺的政治—军事霸权的良性但潜在的恶性的循环的脆弱性;还有让其他国家去提供美国所需的资金并继续在很大程度上行使这些功能的能力和意愿性”。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不可能永远被美金贬值所弥补。在对先后兴起和衰落的经济帝国的历史分析后,即从拜占庭到荷兰,从英国到美国,阿瑞格黑把中国这个“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看作是当前潜在的接任美国的经济帝国。
  阿瑞格黑的分析和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的分析有紧密的相似之处。建构在他以前关于资本积累的著作之上,哈维把他的分析称之为“时空解决方法”。这是一个通过时间上的延缓和空间上的拓展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暗喻。但是考虑到“固定资产增加的数目……阻碍了无拘无束的流动的能力……这样资本主义地理上的不平衡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完全与在区域内或是在全球内的持续的积累不相一致”。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使用金融手段把脆弱的地区出现的贬值的危机清除出过分积累的体制。他的观点是:“如同战争与外交的关系,由国家权力支持的金融资本干预通常相当于通过其他手段的积累。国家权利和金融资本在掠夺性的方面的有害结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趁火打劫的利刃。这种掠夺性的做法和强制性的货币贬值是和它想取得和谐的全球发展一样多的”。他把这种过程称之为掠夺性的积累。在这里,“连接掠夺性的积累和扩大的再生产的脐带像以往一样被金融资本和信贷机构持有的国家权力剪断了”。美国巨额的外债增加了掠夺性积累的相关性和资本风险规避自身的脆弱性。
  毫无疑问,我们上面所着重谈论的无论哪个方面,这些作者都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作出了深刻的、各不相同的分析。
  (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生态问题
  最后提一下与之相关的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生态问题。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绝不是没有)直接提到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也不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我认为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近,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约翰和乔纳森等已经写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的关系的书。他们关切地指出,尽管主流的马克思者强调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本人并不迷信生产力的无休止发展。这种解释由马克思的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所支持。这样的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口号。这里的需求和想要是相对应的。如果我需要某个东西,总是有某种目的的。它经常是为其他的东西(我需要牙刷,是为了刷牙)相应的,想要是除了占有没有其他的进一步的目的(我不想要一个电动牙刷刷牙——我想要它只是因为它是电动的),并且对人们所需有一个很清楚的界定。
  马克思所探讨的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的作用,尽管马克思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1844年《手稿》里非异化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劳动被描绘为必然的王国,与之相对应,“自由的王国,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在成为人自身的需要,这一阶段始超于超越异化劳动……每天工作的重新调整是基本的前提”。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来说,很清楚的是,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仅依靠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形成这样一个社会,人们过一种全面发展的和没有异化的生活。马克思的整个的人性观点表明,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一个新型社会的可能性上,而技术使用的增加,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三、结论
  在自由市场和它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破坏下,西方进步的思想家已经倾向于放弃曾经是启蒙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曾经是他们的祖先最关注的,即对普遍价值的信念,或者说人文主义和人权的信念,以及对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心。
  所以,如果这样的事情成为事实,即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毁掉了社会联系和关系,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那么对启蒙人文主义的传统来说,我们要么寻求对进步的可能性的信心作令人满意的表达,要么需要有一个更深的对由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构成的解放思想的解读。主张人人平等的措施不仅促进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而且二者都是社会繁荣的前提条件。从小的互助储金会到巨额的退休基金(毕竟,它们的钱来自做出贡献者),从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和平运动或者国际特赦这样的人权组织,再到削减一些供应给特殊照顾的人们的住宅区和社区的自主经营权——所有这些都是不乏启发我们思考的例子。这些例子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价值观:人类拥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尊严不是来自于契约,或者个人所有的或是所做的,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社会的团结和共同的利益回荡着卢梭的主张,即我们应直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希望从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竞争中产生;我们不反对服从的原则,但是应鼓励个人和群体掌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依赖于国家的自行决定;再次,提一下《共产党宣言》中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即“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注释】
  ①本文是根据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教授2010年11月16日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所作的演讲整理而成的,并经过其本人同意和授权本人翻译出版。麦克莱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其多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例如《马克思传》、《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导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等。译者曾有幸在其指导下用英文完成有关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博士论文。
  (作者系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译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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