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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知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贡献
作者:    发布时间:2011/11/03    来源: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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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860年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一呆就是四十多年,一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这里,是他追梦的地方,也是他的生命得以升华的地方。他除了翻译介绍大量诸如《欧罗巴史》、《格致启蒙化学》、《列国陆国制》等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著作外,还努力学习汉学,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同时也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结下不解之缘。
  二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的传教过程中,前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是用直接布道的办法,就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教堂,向中国广大乡村、城市的平民百姓讲述基督教义,歌颂万能而圣明的上帝,发布各种宗教传单,并尽可能广泛地赠送宗教图书等,也就是为传教而传教。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的多数传教士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虽然他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想改造具有儒学传统的中国人的灵魂,这种方法很难取得显著收效。二是把传教与改造中国社会结合起来,即通过兴办教育,建立医院,创办报刊等,以增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性,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在这方面林乐知便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正由于他的贡献,1905年5月他短期回国的时候,受到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接见,这是极高的荣誉。
  1868年林乐知在担任《上海新报》编辑期间,创办了中文教会期刊《教会新报》,六年之后将这一期刊改名为《万国公报》。该报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可谓大名鼎鼎,据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它的发行量从原来的几千份猛增到了1万8千多份,与上海的另一份报纸《申报》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最有影响的刊物。《万国公报》就其实质来看,算得上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青年,都从中得到了启迪,譬如康有为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明显有《万国公报》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就连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中国人也是最早通过《万国公报》了解到的。林乐知办的这份刊物最终目的在宗教教化方面,但从客观上看,它在宗教传播上的影响并不大,倒是配合宣传宗教而介绍的西方文化却打开了晚清中国人的眼界,当然它也成为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舆论阵地。
  三
  林乐知与许多西方传教士一样,一接触中国妇女,最感到困惑的便是缠足。按照西方的人文观念,妇女缠足是“负上帝造人之本真”(《缠足论衍义》,载《万国公报》1889年4月),也就是说这种蓄意摧残人的肉体与灵魂的行为,是破坏了上帝造人的意愿。四海茫茫,这世间男女,无论他们有怎样的人生处境,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此外,人都具有某种特别的感情,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说的:“在人的天赋中除了自私的本性之外,还有一种本性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怜悯或同情。这种人类本性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别人的命运,感受别人的幸福,同情别人的苦痛”。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林乐知在自己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刊登大量言论,反对中国人对妇女身心健康的摧残,表现出一个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怜悯之心与救世情怀。“以布条紧扎,使其肉糜骨折,痛楚难堪,致生成之善足,变为残跛之废人,毕生艰难,趋步不便,欲求其小,不顾其苦,贪其美,不计其害。”“皮肉溃烂,疼痛号泣,艰地步履,忍受终身之苦厄。”“观缠足之时,紧扎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强使之痛楚难堪,旁观之人,每为伤心,其父母反铁石心肠,绝无恻隐。呜呼!残忍若是。”(抱拙子:《劝戒缠足》。载《万国公报》1882年10月)同时,林乐知看到缠足实际上是一种在腐朽文化支配下,对广大妇女施加的刑法,其丑陋程度超过世界任何国家风俗中对人性的摧残。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中国人居然把这种毁坏人性的恶劣行为,却视为是一种趋之若鹜竞相赞叹的“美”。于是他在1878年8月的《万国公报》上特意刊登了一篇《裹足论》的文章,指出:如果一个人,她哪怕是三寸金莲,“而缩颈粗腰,安望其步履珊珊耶?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丑者,不因乎裹足而不丑”。这是对中国人非理性的残疾审美观的直截了当的揭示,发聋振聩。
  缠足不仅危害人的健康与心灵,而且还对整个民族的血脉相传产生消极影响。林乐知深感此害,于是就在1899年11月的《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卜舫济《去恶俗说》一文,从遗传学的角度说明了这种毒害民族的丑恶行为:“既缠其足,必累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瞻?讵知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进知识之门,苟因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夫脑既受损,必害及胆力……故妇人于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胆量已消归乌有,仅剩一团柔靡之气而已。此等妇女,自外视之,则为美色,然实言之,不过男子之玩物已耳。”这个逻辑推导是很醒目的,缠足势必造成妇女身体的衰弱,身体的衰弱就会造成身体发育的障碍,这样生下的孩子有可能是身体单薄,智力低下的。此外妇女由于身体的残疾,会对性格造成重大影响,最明显的是胆量怯弱,这势必又影响到孩子身上。中国衰落了,对妇女的缠足难辞其咎。而今日之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要改造人,使人具有强健的体魄,做到这一点就必先除去像缠足一样的各种恶俗,铲除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按照自由平等之理来建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由于欧洲人对妇女的解放越来越深刻,所以他们的国势也就一天天壮大。解放了的妇女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力量,也是精神生产的力量。反观亚洲诸国,特别是中国,对妇女的压制使全国一半人口变成残废,这样,国家难道有不弱之理?总之,缠足是“违天意、蔑古制、招痼疾、戕生命、妨生计、废人伦和坏心术”(《缠足两说》。载《万国公报》1895年5月)。
  缠足对个人、家庭、国家都产生极其巨大的危害,那么怎样才能革除此蔽呢?林乐知等传教士认为“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不可。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废除缠足之俗。官员在这方面要起带头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员所生女儿,不得缠足,否则治其有罪。其次用各种办法向中国人宣传旧俗之陋,逐渐放弃这种观念。第三是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按户按口,遍量其足,凡小三寸者日期捐钱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仅钱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缠更小者照数加捐,放略大者照数减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则加捐至日50文。”(《天足会陈词》,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85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
  四
  传教士用西方平等观念看待中国妇女,突出表现就是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他们发表大量的文章,论述女子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这方面,林乐知的贡献在众多传教士中最为突出。
  林乐知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彼虽腼然人面,其与飞走之属固何别也?”(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载《万国公报》1905年8月)“学问为成人之利器,无论其为男人或女人,关于身家,或关于国家,皆当以求知为先。以就中国而言,则以振兴女学为最要。”(《论女学之关系》载《万国公报》1903年度11月)女子受教育“大而言之,固将担任国民一分子之义务;小而言之,则亦相夫育子,谋一家之幸福而有余。夫一家之内,亦男女各半,弃女不教,使为废物,无异自败其国也”。“今日之振兴女学,殆不能讥为一急之务矣!”(《振兴女学之关系》,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第60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林乐知把女学看成是富家、强国、妇女解放的根本。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爱尔德夫人在通商口岸宁波创办女塾,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1877年基督教新教已在创办女学121所,招收女学生2100余名。1881年林乐知为了实现把办教育作为宗教渗透、推进中国政治改良、扩大西方国家影响愿望,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和制造局翻译职务,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当时置办工料费由监理会承担,书籍等费用,由募捐而来。第二年,林乐知又于虹口吴淞路开设了第二分院。为谋发展,林乐知在“西国劝捐,历四五年”,购得吴淞路分院旁地皮35亩,合分院,共41亩,另建新校舍。落成后,两分院一并迁入,学校正式命名为“中西书院”,他自任院监。由于成功地创办了中西书院,林乐知建议监理会女子部在上海开办女学,招收上海上流社会女子,作为扩大基督教影响的另一途径。1890年监理会批准在上海设立女学。林乐知和海淑德遂在上海筹设中西学塾。1892年3月正式开学。中西女塾学制10年,虽自称“中西并重,不偏依”,实则以西学尤其是英文为主。中西女塾在教学过程中,举凡格致、算学、地理诸科以及宗教,只要学生力所能及,皆以英语教学,与中西书院不同的是宗教课程是必修课程之一。中西女塾开校时仅有学生5人,但随着风气渐开,学生日益增多,到20世纪,成为上海上流社会女性梦寐以求的“镀金”圣地。
  此外,传教士对欧美女子婚姻、教育、职业以及参加社会活动、观念意识等都进行了介绍。为了扭转中国人对妇女的态度,林乐知著有《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妇女情况。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来考查中国对待女人的态度,以及在各国之中,居于何等地位。他现再强调一个国家妇女不解放,绝无振兴之望,这对贫弱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谓释放女人者何也?释放世人,固为第一要务,但释放女人上端,实为拯救东方诸国之良法,而中国尤亟,因对症发药,非此不能奏效也。”(林乐知《论中国变法之本务》,载《万国公报》1902年6月)他还宣传说:“现在新教诸国,女人之地位,皆已得与男人平等,无论何事,皆可任令女人为之,男女共事,不以为羞,成为释放女人之极致矣!”(林乐知《论男女之分别及其关系》,载《万国公报》1902年6月)“中国女人之地位,尤较男人为下,女人无名分,故亦无权利。举办中国二百兆妇女,尽成为无用之人,即成为分利之人,国家之积贫而成弱,风俗之积陋而成愚。……观其看待女人之情形,即可明证其为何等教化之国矣!不释放女人,即为教化不美之见端,永远幽闭女人,亦即为教化决无不长之见端也”(林乐知《论中国变法之本务》,载《万国公报》1903年1月)。林乐知反复告诫中国人,妇女的地位和国家强弱是紧密联系的,以此唤起人们对妇女解放的重视。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妇女解放上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冲击了封建观念,启迪、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康有为的戒缠足思想的行动,就是受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文章的启发,从而1883年在家乡南海县成立了不缠足会,成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不缠足会。梁启超在外国传教士办的女学面前,感到“俟教于人”的耻辱,于是在上海联合同仁,创办了第一所女学。
  五
  林乐知与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对于中国妇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当初没有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努力,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疑将会推迟几十年,从这方面来说正是林乐知这些人让许多中国妇女在万马齐喑的黑暗社会,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增长后,一些人觉得有必要对自我的文化价值重新进行评估,于是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喧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就开始怀疑、否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意义。冯骥才先生在《鲁迅的功与“过”》一文中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的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他断定“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认为鲁迅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诊断中华民族的病症,因而,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客观上论证了西方霸权主义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
  我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鲁迅虽然受了西方传教士的某些影响,但他的国学底蕴相当深厚,并且出国留学,视野比较开阔,这样他就能够在对比中看清中国人身上的各种丑陋,而这些丑陋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从而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意在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从文化精神上铸造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中国人。鲁迅不是西方霸权主义征服中国的代言人,而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勇士。此外,我们也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西方传教士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工作,并非全是压制中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如果没有他们的“文化征服”,中国会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无需细说,凡是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得明白。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有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率先引导中国人脱离愚昧无知的思想导师,更是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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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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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国后我国妇女参政的历程及现状
    4. 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改变
    5.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妇女解放:人权视角的透视
    6.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的儿童保育事业
    7. 国家表彰与妇女解放
    8. 周蕾:国家表彰与妇女解放
    9. 1950年《婚姻法》与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鼎革
    10. 中国妇女十一大闭幕 刘延东代表国务院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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